中国“入世”十周年，再思开放与改革

201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高层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高度总结和评价了中国入世1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阐明中国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此时此刻，读《同舟共进》第12期的专题策划“‘入世’十年：再思开放与改革”，倍觉亲切。专题所发文章，高屋建瓴，鞭辟入里，阐明了如何深化“开放”与“改革”的发展战略与改革方向。

高尚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指出，明确行政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这是深化改革的关键。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处理好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的关系。文章强调，“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经过不断实践所得出的正确结论与宝贵经验。因此，必须强化政府职能转变，让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更充分地发挥基础作用，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迟福林、匡贤明《开放能否“倒逼”改革》指出，入世十年的实践证明，“开放”为“改革”提供了动力，“开放倒逼改革”既成事实，“未来中国改革要取得进一步突破，仍然需要通过开放带来的倒逼压力”，但又不能仅仅寄望于“开放倒逼改革”，“合理的战略选择是，坚持开放，但更要主动地改革”，实现“推进发展方式转变，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改革目标，而“推进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梅新育《对内开放应优于对外开放》指出，在入年已经十年的当今中国，“片面强调‘扩大对外开放’无异于仅仅给自己施加约束，却不要求贸易伙伴承担任何向中国开放的义务”，如果说“原来建设开放经济的重心是我方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则越来越需要向贸易伙伴提出开放商品、投资市场乃至人员流动的要求了”。因此，应停止“扩大对外开放”的提法，使用“建设开放经济”的新提法。同时，要确立“对内开放优于对外开放”的新战略，确保“对内开放程度必须远远高于对外开放”，尽可能保证收益公平分配，在国内确保劳动力自由流动，努力实现“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双重目标。叶檀《双向开放，或者双向封锁》指出，中国对外开放是激进而成功的，但对内开放从未跟上，迟缓而痛苦。现在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对外开放而缺乏对内开放，无法改造内部的行政土壤，无法形成真正的竞争环境，无法改变漠视境内投资者利益的不良文化。”“没有内部的市场经济，以偷懒的对外开放取代内部的艰难市场建设，必得市场软骨症。”

马光远《“中国奇迹”：市场奇迹而非政府奇迹》指出，中国人均GDP已达4000美元左右，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极具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被称为“中国模式”。“但是，如果将‘中国模式’归结于政治上的求稳和经济上的激进，甚至归结于政治精英集权式的领导和国有经济的‘长子’的作用，这无疑是对其最大的误读。”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如果没有入世之后全球化的市场，中国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增长，这是市场的奇迹而非政府的奇迹。”“中国改革30年财富积累的历史，既不是政府集权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繁荣，也不是什么威权模式带来的，而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对中国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的过度强大已成为最大短板，而非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高尚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也说，“不能把应对危机的政府行政主导的政策措施，用‘中国模式’固定下来。政府政策的重点在于撬动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如果把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作为‘中国模式’，就会转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会影响深化改革。”

高尚权还指出，“发展不限于经济范畴，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实现社会公正、制度文明与社会进步相适应，都将成为发展的重要内涵。”在此意义上，其他栏目有两三篇文章与“入世”专题形成呼应之势。陈季冰《“社会管理”管什么？》赞同孙立平的见解：今天，社会管理该做的仍然是让“众神”归位：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三者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互补互助，相互制衡。文章强调，“如果政府想在‘社会管理’上有所作为，应该并且只能顺应社会生态的自然生长之力。”所谓“创新”，“最重要的就是时时刻刻抑制管制的冲动”，“最大限度地重新焕发社会的自我治理和自我疏导能力。”刘山膺《“文化变法”与“文化自救》指出，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次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变法”，也是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文化自救”。为此，尊重文化产业的自身发展规律，落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创造开放、宽松、自由的文化创新环境，实现文化产业的充分市场化，“文化变法”与“文化自救”才能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