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YHS，2008年ZS大学人文地理专业毕业后来到GZ大学，目前就职于GZ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规划、社会空间等方面的科研工作。为了和学生接触，我今年成为继续教育学院的一名兼职教师，承担了成教班的两门课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2012级社工系）和《世界经济概论》（2010级经贸系）。没有选择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课程，主要源于本人喜欢挑战自我和丰富自己知识的个性与诉求。我清晰地记得，两个班的第一堂课，我认真准备PPT，在讲台上很敬业的教学，但发现下面的学生不是很“给力”，玩手机的玩手机，说话的说话，甚至当我空气一般。我倒是听说过成教生的“厉害”，但这般被对待还是让我很没有面子。我相当郁闷，便开始思索，如何改善课堂效果和Hold他们。到了第二周，我开始实施我大刀阔斧的改革，结果出现了较好的效果，出勤率很高，学生喜欢上课，我也很轻松。总结个人的教学经历，有以下几点体会，供诸位参考。不当之处，还请多批评指正。

一、树立学生资源化的教学理念。我经常指导母校中大师弟师妹们的博士毕业论文，也在博士后期间给外国本科生和硕士生授课，到现在的成教生，我觉得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以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人人都是不错的。很多成教生工作多年，很多年纪大于我，工作和生活阅历丰富于我，我可能对于理论较为熟悉，但实践方面我未必胜过他们。基于此，我习惯调动每个人的能量，给他们充分发挥的空间。他们是重要的教学资源，而不只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顾名思义，教学教学，就是教与学的结合，教不只是老师的事情，学也不只是学生的事情。教学应该是师生相互教育和相互学习过程的完美结合。如果一堂课，老师没有任何收获，而是一味的填鸭式授教，这位老师就显得太“无私”，而没有“索取”的睿智。

二、倡导参与式教学。好的课堂一定事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我的课堂，每个人至少都有1-2次的发言机会。展示自己，观点的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勤于思考，敢于表达。然后大家讨论。我喜欢就一个话题组织小组讨论，我喜欢看到争吵得面红耳赤的局面，越是那样，我越开心。因为，观点的交锋与碰撞就是获取真知的唯一源泉。我尊重每个人，我提倡每个人都积极思考问题，思考意味着快乐。所以，我的课程很活跃，我的学生很轻松，答对了，我会让所有人为其鼓掌，不回答或没有听讲的，我也会小小惩罚下，让其小站1分钟或半分钟（自己数30下便坐下）。

三、组织课堂要做到刚柔并济，硬软结合。我的做法是，一方面，教师要有必要的威严，我的任何学生回答问题，都要站起来，我至少是他们45分钟内的老师，不管他们是否超过45岁；吃东西、打手机的同学一概出去处理，不能扰乱课堂秩序；另一方面，要温柔对待他们，我强调教学过程，对于考勤、期末考试等结果不那么在乎，考试只是一种形式，重要的是他们的习得和知识与能力的增量。期末考试，我不会为难他们，考试都是开卷，杜绝不及格现象。授课时，我融入他们中间，靠近他们，随意走动，控制场面，气氛活跃轻松，同学们不知道的事情，随时让学生去讲台百度搜索，大家现场学习。现在，我的两个班班的同学，经常是争着回答问题，我很开心看到这种局面。让他们，和我一样，觉得上课是一件愉快和开心的事情，将“快乐教学”转化为每个人的集体行动和美好体验。

四、严肃考勤，出台铁律，值得商榷。最近召开的学院兼职教师教学管理会议，领导强调了用硬指标约束不来上课的学生，这当然也有其苦衷。但这种办法真的有效吗？我一向以为，出勤率不高，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老师讲的没有吸引力；要么学生的确有事（请老师们换位思考下，您的确有急事，您回去上课吗？老师讲的不好，您愿意陪女友约会还是来上课呢？答案显而易见）。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不喜欢点名。从佛教角度看，学生不来，表示他和我没有缘分，不宜一味责备他（成教生是成年人，有自己的理性判断）。我的意思是，一味归因为学生素质差，很不合适，要从教师的自省工作开始，如何努力制造愉快和有魅力的教学活动和课堂环境，才是解决考勤问题的根本出路。

五、能力提升是教学的根本。不管是偏实践的课（《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还是偏理论的课（《世界经济概论》），我都要求他们做些调查或调研或小研究或小课题。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我要求同学们5人一组，对广州实际问题开展调研，让他们做正规的汇报，每个人都着正装，每组30分钟，每人6分钟，然后大家讨论，提意见，我会邀请班主任和我的朋友、同事旁听和发表评论。从题目圈定，课题调研设计，到调研分工，到具体调研过程，到访谈技巧，到数据分析，到数据解释，到最终的结论呈现，我都全力指导他们。我以为，这是以考察书本知识为目的的期末考试更有意义千倍万倍的事情。他们在调查研究过程中的频繁互动，增进了相互学习，和同学间的友谊。这是他们的选题：1）广州市越秀区X一带流浪汉的生活状况及接受政府救济意愿分析；2）老龄人口特征及休闲方式比较：基于越秀区和白云区；3）基于X、Y职业的广州志愿者文化环境分析；摩的司机的去与留：4）基于广州W社区的实证分析。理论课的班上，在我的指导下，他们确定了如下作业，考核形式多样化，有写小论文的，有写读后感的：1）“金砖四国”经济发展比较分析；2）1949-1965年中国城市发展特征分析；3）《世界是平的》、《世界是尖的》的读后感；4）战后日本经济转型路径分析；5）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评析；6）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缠斗。与第一个班类似，我也要求他们以组为单位汇报，让大家进行综合评价，让所有人参与，所有人提高，所有人受益，所有人开心。余以为，这对于日后他们完成高质量的毕业论文，对提升他们工作中实际调研能力，对城市和生活的理解力，和良好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塑造都有积极意义。

最后，我想说：用心对待他们，他们会以等量或成倍回报我们。他们开心，我们才开心。听到他们成长的声音，那是作为教师的我们耳中最动听和美妙的乐章。

                                                        YHS

                                2012年5月8日于数理楼

最近，南方日报等媒体连续跟踪报道我省企业注册难的问题，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对于如何破解企业注册难这一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1、政府要适度松手。要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从“有为”到“无为”，要有权力边界意识。不是所有部门所有行业都需要政府认证注册，应将部分功能委托给有公信力的、资质和良好信用等级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行会与协会办理，政府主要负责政策、监管方面，而具体操作、技术层面交给专业机构。这是践行广东省关于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培养建立与健全社会组织的具体表现。

　　2、优化现有部门审批流程。要改变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行政级别导向下的审批制度，审批不以领导职位、级别与资历论，而应尽可能标准化、技术化，审批权应与事件本身关联，而不应与官职、职位相关，应有签字或话事权的备选人物或方案，不要因为某一个环节出现领导缺席的情况，就停滞其他部门审批工作。

　　3、加强监管力度与问责机制，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对于招商引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对央企、大项目等关系户和批条子、拿地快、注册快、配套快、支持快等现象；以及针对中小企业采取无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做法；部分企业公开造假、虚开注册资本等行为，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为”，要做到规范化运作，加强监督监管，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规与违法成本。此外，还要压缩和明确注册完成时间（不要像我国的特色法律一样，3-10年，过大的余地给予人情、关系以足够的回旋空间，要具体时间节点，避免以时间区间的形式规定）、相关职能部门、相关责任人和相关考评机制，对于超时完成的部门和相关责任人，要启动问责制，强化约束力。

　　4、构建一站式平台。地域上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尽可能集中布局，普及政务大厅，实施一站式与一体化服务。内地很多城市可做做到，广东没有道理做不到。

　　5、引入竞争机制。鉴于认证检测行业是香港六大优势产业之一，且粤港合作已进入从制造业合作迈进服务业合作的转型时期，建议引进香港或海外先进的认证检测机构，提供示范效应，增加竞争机制，整体提升我省企业注册效率与水平。

　　6、推广已有经验。已有的针对留学生创业园和高科技产业园的一些好的做法与经验，要推广到高科技、发展潜力巨大、新兴产业与初期创业群体（哪怕是规模小的中小企业，他们往往是成长型企业），让他们也享受优质的注册服务。

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我想起了林宥嘉的“说谎”。何必要拆穿呢？！把这种谎言变成现实，我们需要解决好五个方面的问题。

1 这是一个口号，还是一个迎合高层文化先行、文化强国的说辞？这个口号与国家卫生城市，世界文化遗产有何差别？有个牌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让一批专家写稿子，搞宣传策划与营销推介，去美国时代广场做广告，学习“中国元素与中国标志”的做法，让“广州元素”飘在美国上空。花钱送钱给评委，筹划足够，发挥中国最大优势-集体动员的优良传统，就好了。用不着劳民伤财。因为基本与百姓无关。高层玩自摸就好了。

2 广州这么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我们谈世界文化名城，我们的资源底质在哪里？上下九？广交会？我们现在有多少货可以拿出来说是世界的？对现今文化资源的系统梳理和整合是解决“知家底”。

3 世界文化名城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如同“国家中心城市”一般，我们与国际公认的世界文化名城差距在哪里？国际公认的世界文化名城是哪些？有何共性？特性？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对接？朝哪些方面前进？从国内看，北京，上海，重庆有何动静？在文化强国的语境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如果按兵不动，他们为什么不在乎？他们在在乎什么？ 上海北京之前为什么不热衷于“创文”？这是解决“外部环境”的信息对称性和“知彼”。

4 从学术研究角度，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我们需要对本地市民，本国市民，美洲，欧洲，非洲澳洲市民对广州的城市认同进行比较调研，进行“世界文化名城”的概念测试工作。我们需要做哪些补差工作。世界文化名城不是封的吧，而是世界人民心理认同。世界人民不答应，广州还算世界文化名城吗？

5 我们是在广州，我们必需务实点，拿到了“世界文化名城”，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有哪些受益？带动国际旅游市场？广州成为继北京后的全球会议中心？百姓福利方面哪些可以借光？似我们的亚运。没有群众不受益或直接受益，这场世界文化名城“运动”就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我们就是俗，我们的做法就要迎合普通群众的需求。我们不是北京。我们也不觉得丢脸。

广东网络问政，走在全国前列。先是汪帅、华哥先后多次面见网友，后是南方网、奥一网、大洋网、金羊网等网媒纷纷开辟网络问政专栏，到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暨网上在线接访会，开办普通网民可以直接与官员们直接对话，上至省委书记，下至城市各区委区府负责人。网络成为广大网民提供意见、建议与诉求表达渠道。而博客、微博技术的推广，民意表达渠道更加快捷迅速。从舆论的关注度，官民互动的频次，民意矛盾解决的有效性。毫不夸张的说，广东的民意表达，在全国独树一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幸福广东”成为主旋律。其中，最核心的要义之一就是要有效沟通官民关系，对政府而言，要深谙民间诉求和利益表达，提供利益表达通道，并做出适时与有效反馈。这是提升广东社会管理水平和质量，加速建设幸福广东的重要途径和工具。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民意表达方面，尚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突出表现为：

（1）全社会民主程度的普遍提高任重道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为我国发展的主战场，社会领域的发展与进步成为软肋。以牺牲社会进步为代价谋求经济增长，是过往30多年我国发展的重点特征。为了更多GDP，社会建设和民众民意表达基本处于压抑状态。网络时代背景下，网络问政和微博成为民意表达新的渠道，很多问题暴露了，不少问题解决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平均民主程度的大幅提升。这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网络科技手段的普及化。其实，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背景下，我们一直遵照“先国家后地方、先经济后社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先工商后农业”的高度二元化的制度法则，民众心中积压的很多矛盾早就存在，只是网络的出现，使上述矛盾从隐性走向显性。迄今为止，我们注意到，广东各大网络问政总体上是自上而下层面推进，但现行网络问政存在明显的“被网络问政”的痕迹。我们难以解释，为什么书市上出现这样的书名：《应对网络问政党政干部读本》；同样，我们也难以面对，为什么佛山弃婴案所在医院院长居然要等到事发九天后才表达道歉，我们难以忍受有关机构和部门迟钝到这种程度。这种来自上层的紧张感和茫然，无疑反映了我们的政府官员民主化进程任重道远。

（2）基层信访制度基本失效。信访制度是中国特色的一个社会救助体系，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听取广大群众意见，为国家建言献策；一是反映群众利益需求。然而，时下信访制度发展到今天，第一个功能基本消失，只剩下利益诉求的基本渠道。基层信访局，往往门庭冷落，民众碰到问题时，由于市场化的诉求表达成本过高，或担心遭到更大的打击和抱负，基层法院、律师等正规化表达渠道基本失效。最常见的做法是，民众往往选择“越地盘申诉”，即直接找到权力级别更高的地方官，在各个城市政府门口，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很多上访民众。据统计，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登记接待的进京来访总量达67000余人次，比2008年上升24.8%，2007年最多一天来访群众多达近2000人。调查显示，国家信访局受理信访量上升比例最高，省级信访机构受理信访量上升比例其次，地级信访机构受理信访量上升比例第三，而县级信访机构受理信访量则下降，信访呈现越级向上的趋势。其次，人们对信访的信任度，也是越往上信任度越高。

（3）网络问政的监督和跟踪机制缺失或失效。网络问政在广东如火如荼，但对于民意表达有多少问题得到有效监督和实时跟踪？值得商榷。100个原始的民意诉求，多少能够有效提交到网络平台上？多少被相关工作人员被选择性过滤？多少能够得到相关部门委托的网站负责人的关注？多少能够及时反馈到主管部门领导那里？多少能够得到领导反馈？多少能够将得到正式的批示、批件？多少能够反馈到相关处理部门？相关部门是哪里？多少能够反馈到基层？多少可以适时和有效解决？多少不利局面能得到立马改观？什么部门监督和跟踪事情解决和处理全过程？一段时间后，问题会死而复生吗？很明显，上述“多少”会逐步递减，最后一个“多少”会是个位数吗？其次，现行网络问政平台，自上而下的痕迹明显，都是书记、省长、厅长、市长、区长等政府高官，这折射出什么信息？网络问政的政府主导倾向不言而喻。其假设是：官员可以解决和搞定所有问题。这引致明显误导，此举在无意鼓励和暗示甚至提倡民意表达从上到下。但众所周知，从科学视角看，鱼龙混杂的民意不可能全仰仗于日理万机的高官们逐一过问，更多民意还需基层在地性解决。

对于上述问题，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1）科学理性面对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任何文明时代的诞生和民主化进程的进步，一定是以矛盾的出现和解决为前提和基础。作为结果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一定是以一系列不和谐的矛盾和冲突作为建设过程。和谐社会绝不是一团和气，那一定是一团死水的毫无生机的静止与畸形社会。和谐社会一定是各基层发生多元矛盾碰撞，各种歧见交锋，和充分的化学反应，协调、协商、互让、互谅，才能引致和谐社会的理想彼岸。倘若如现行有些条幅所言“非法上访，一次拘留、二次劳教、三次判刑”，那就大错而特错。没有社会建设和进步的经济发展，最终将自食其果。对于民意，有关当局在认识论方面，要实现根本转型，要从被动、回避、管理、压制走向主动、迎合、服务、理解、宽容。各级领导只有从思想上充分认识这一点，网络问政、民意表达和社会管理才能真正提升到新高度。我在微薄上看到这样的消息，广州花都区18日有数百名民工上街游行讨薪，意外地没有被镇压，当局还派警车开路护航，民工还打出大幅横幅，上书“还我血汗钱”、“我要吃饭”等，有警车沿途开路护航。网友的评论是，“新气象啊，竟然没拉人！”、“广东近香港，学得就是快！”。我的第一感觉是：很欣喜。

（2）建立与基层政府面临的多层次矛盾事务相匹配的法权、事权与财权的制度安排。基层是民间矛盾最直接最集中的矛盾发生地与衍生地，街道、社区等直接面对利益表达主体的各种利益诉求，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地位、相应的话事权与财权，他们根本无力解决问题。以高速公路修建为例，需要拆迁房屋的屋主，面对交通部规划的道路设计，试问，他有何种资源、资本实现平等对峙与博弈？地方所在地又有何资本对抗？在GDP主导的政绩观语境下。显然，现行占主流地位的通过越界的企图通过自上而下方式（上层领导利用行政干预手段压迫下级领导解决问题与矛盾）的利益表达渠道不可取。毕竟，上层领导直接干预繁杂的基层矛盾与事务无现实可能性，幸运儿无异于沧海一栗。笔者以为，要改革现行事权与财权、法权相失衡的状态，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地方信访部门与地方检察、法院无缝对接，各级财政部门要深刻领会基层部门的难处，在法律、财力等赋权方面给予适度权力下放，从根本上改变“面临矛盾最多，解决矛盾的资源最少”的尴尬局面。

（3）具体方法上，一是多归纳抽炼总结，二是网上网下实施无缝对接。以现行制度语境下，我们不能以解决一个问题为目标，而应该加强研究分析，总结一个问题背后的深层机制与环境，找出其发生、发展与演变规律，触类旁通，然后对诊下药，提供高效率的解决同类问题的方案。以一个问题为突破口，解决一类问题。此外，从网络问政执行力方面，网络问政不应过分虚拟化，而应该以电子政务的一部分加以理解和认知。网络上的利益与诉求表达，一定要与网下的法院、检察院、工商、城管、税务等实体性职能部门等挂钩，保证处理过程的适时监督、跟踪与结果反馈，强化各级领导问责制，从而不断提升网络问政的民意信任度，走向网络问政的科学化和持续性。

　　众所周知，开放、包容是广东精神的高度凝练。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锋区的广东，一直与海外保持密切的经济、贸易、人文与文化交流往来。从广州的“十三行”，深圳的经济特区，东莞的“世界工厂”，到中新知识城，小北路和环市路非洲人集聚区，到中信广场，珠江新城，广东到处都深深打上了国际化、全球化的烙印。过去30年，广东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FDI，以富士康、索尼、沃尔玛、西门子等为代表的大量外企和商业巨鳄对广东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们在资金支持、管理经验与水平、科技实力、营销策略等诸方面为广东本地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成长土壤。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10年以来，中国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中国正在见证以“三来一补”的全球第一次经济转移转向第二次经济转移，很多实力雄厚的企业积极开展国际并购，大量民族知名品牌实施“走出去”战略，如成立中国投资公司（CIC）等。达沃斯论坛、APEC、联合国大会等，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事务中扮演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先行先试区的广东，义不容辞需要继续推进与世界各国合作，进一步提升FDI的数量与质量，让广东成为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的最重要落户地。广东的全球化、国际化进程需要世界企业的进一步支持。当前，广东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是中国和广东“十二五”时期发展的主旋律。全球与国际企业需要熟悉中国和广东最后经济发展政策及政策转向，为其下一步制定投资计划、区位选择、项目安排等提供有用信息。

广东应积极利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和毗邻港澳的经济地理优势，进一步增强广东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话语权和决策力。广东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一定要掌握国际企业在全球本地化过程中的遭遇和体会，充分了解和吸纳国际企业主的想法、认知、建议和反馈，分享其国际化的分析视角和独到的国际经验（好的和不好的例子），无疑是广东提升优质服务的前提和基础。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正是省委、省政府积极问计于民的最高体现形式。外资企业作为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一块，对广东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鉴于此，笔者建议广东下属各地市也可以效仿国咨会的模式，主动联系本地知名的外商企业老板，定期与其展开座谈会与论坛，共谋区域发展大计。

2011广东省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于11月14日在广州隆重开幕。来自世界发达国家的15位行业巨臂和顶尖专家将和省领导们一起就“加快转型升级，再造广东经济发展新优势”主题展开一场重量级的国际对话。羊城再次掀起思维洋旋风。

1999年，广东改革开放已过20年，刚刚完成经济起飞的广东，正处于知识经济浪潮、经济全球化、中国买方市场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为了实现经济转型，继续维持高速发展，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由是应运而生。第一次国咨会的主题是“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与广东产业结构调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广东省省委、省政府意识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平稳发展已成为整个东亚地区面临的共同课题，广东必须扩大国际视野，借助世界先进理念和经验，从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2000年，第二次国咨会主题是“探索现代化路径”，会议强调了广东与跨国公司的交流与合作，增强了投资信心和决心，标志着广东省经济发展国际咨询机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2001年，会议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与广东”，提出了强调广东形象在全球的传播；2003年，会议主题确立为“国际竞争力与广东发展”，初步明确了从发展珠三角到发展“泛珠三角”的战略意义。2005年，主题是“今天与明天—广东的可持续发展”，会议重点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此后，每两年举办一次，2007年，会议主题是“建设创新型广东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分享了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转型阶段实现关键跳跃的许多经验。2009年，恰逢国际金融危机，会议主题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广东经济发展”，会议重点探讨了珠三角经济应加大服务业比重，制造业向订单发展，重视知识产权等发展软要素；2011年，会议主题确定为“加快转型升级，再造广东经济发展新优势”，转型升级成为广东“十二五”时期的重头戏。

纵观历次国咨会主题，既做到与世界经济发展浪潮相契合，同时也与当时中国和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发展道路中遭遇的各种困境及解决问题的路径息息相关，是对全球化与本地化互动关系的高度凝练。从会议主题的设计初衷看，从最初以吸引跨国公司项目，吸引更多FDI为标志的经济型目标，过渡到中期的以规划建议、大珠三角交通网络构建的宏观决策建议，到后期的以教育与培训的社会性咨询建议，不难发现，合作层次越来越多，合作宽度越来越深。从主题本身看，前期总体强调国际化与全球化视野，夯实高度开放的发展理念，以提升广东整体竞争力为目的；后期（2005年始）则对过往经济发展历程开展深度反思，对社会建设与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和转变发展方式越来越重视，主动转型的意愿与决心很强烈。这反映了广东经济发展阶段不断高级化、自主化和内生化的演化特征。“十二五”时期，广东经济发展紧扣“转型升级、幸福广东”这一主题，不断去旧立新，对已有“广东经验”进行更新升级，一定能够创造广东经济发展新奇迹。

18围观者面对经过车子碾过两次的垂死的小悦悦，无动于衷。无人施救，甚至无人报警。这件事震惊全国，震惊世界。毋庸讳言，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中国进入一个最没有道德良心的时代，很多人眼里只有钱，只有权；跌倒老人没人扶，路人见死不救，漠视别人的苦难，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更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这件事无疑发出严肃拷问：市场经济转型期，我国的道德和文化建设何去何从！

事不关己便挂起，证明个体主义侵入人心。对“救人”的原有认知发生嬗变，从“助人为乐”到“高风险行为”。“新道德观”下，我出手相救，表示我另类，我做了人家不敢做的事。市场袭夺了我们的社会，社会沦丧，道德下滑，民族失范，这些只是结果，背后机制在“转型”二字。这是“转型”的因，同时也是“转型”的果，“转型”慢了，还是快了？经济转型覆盖、替代还是超越了社会转型？重建转型体系，或许是关键。

蹊跷的是，这件事的发生地是在“市场”，这理所当然的是市场与经济空间，这是经济、金钱和改革开放以来缔造“中国奇迹”息息相关的标志性空间。同时，这里更是一个标准的社会空间场域，因为这件事的发生！这一空间如何建构？社会人的行为--空间如何互动演绎？18位对悦悦的认知和感知的初衷可能各有差异，为什么演绎出那么相似的保持沉默的社会事实？此事发生于“市场”，足见中国市场经济的强大和无孔不入！市场不是社区，市场的本质就是对人冷漠和尔虞我诈！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边界，市场让人无情！市场使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我保护和利益最大化的墙，这就是所谓的“边界效应”。倘若发生于一般住区，我们会见证会如此冷漠的世态炎凉吗？我们宁愿相信，社区有回归人性的职能。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小区里面，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其结果，一定不同吗？！问题是，西方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件事情，在西方的文化土壤和根基里，一定会发生吗？我的判断是不一定。因为西方有中国没有的东西——宗教与信仰。这是西方国家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除了经济领域之外的维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和运转的重要部件。扪心自问，时下的我们，信仰什么？除了金钱和获取金钱的途径？！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什么救人的是一个捡破烂的？因为她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用顾忌，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反观其他17个人，都是“正常人”，有良好或正常发展预期的人，难免担心是设套或陷阱（过往太多的媒体新闻事件证实了这一点）。以至于，我们开始倡导“请告别冷漠”，以至于，我们都要向拾荒者学习。发自内心，我们都要向一个拾荒者脱帽致敬，经济地位最卑微的人，却是道德最高尚之人。我们到底怎么啦？！这个国家到底怎么啦？

美国学者桑塔格写过一本书——疾病的隐喻，描述的是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就在今晨，小悦悦离我们而去了，注定成为我们饭后的谈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道德之病怎么医？

这个世界，就有那么多巧合，时下正值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闭幕，“文化强国”成为重中之重。文化的核心根基是什么？在于良好道德秩序的重建！笔者强烈建议给阿婆授予全国道德模范！至于其贡献，我觉得不亚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甚于袁隆平！因为，袁老种的是实体的谷子，拯救了中国的身体和躯壳；阿婆种的是道德的谷子，拯救的是中国人的心理和心灵。前者关乎生物体系和衣食住行，后者关乎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观和良心博爱。广东正在大张旗鼓建设文化强省，这件事的发生着实是当头一棒。近日，很庆幸看到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同志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探视小悦悦，希望更多更高层领导引以为戒，在广东掀起一股学习拾荒阿婆的风气！因为这是和经济领域的转型升级更加刻不容缓的事情！因为这与幸福广东距离更近。这件事还告诉我们，现实的GDP充满了太多的铜臭味，远甚于被重金属污染之水，我们需要的是良心GDP！这是广东建设幸福广东、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

2011年10月14日，广东省社科理论界“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广州大学举行。参会单位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省社科联，省社科院，广州市社科联，省委宣传部，省体改研究会，省综改院，广州市社科院及广州大学。以下是我最感兴趣的郭巍青教授（来自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的发言笔记。郭教授表达了三个观点：

一、重建对社会的认识。建国以来我们在培养发展国家，政治和市场，社会是盲点。本质上，我国没有社会存在发育发展的制度土壤！社会不被精确定义，以一种尴尬的排除法加以界定，即除了经济，政治，文化之外的都是社会。我们定义的不是社会，而是社会指涉范畴。没有社会，谈何社会建设与管理？如同市场经济一样，社会建设应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可以肯定，社会规律一定异于市场法则，社会建设一定不能按市场那一套规则办事。应走一条不同社会法则与规律。以亚运奥运为例，志愿者制度被受推崇，但通过政府等级权威和市场激励的集体动员能力，这悖于基于自身意愿的精髓。非社会做法。

二、发展社会组织。这由现代社会海量社会信息，社会管理，政策措施的专业需求决定。社会组织如同市场国家的公司。显然政府不能代替。发展社会组织，不能太工具化功利化，需则用，不需则弃。应善用社会组织才人能人，尤其自发民间人士，发挥其作用。以贫富差距论，真正穷人不会戕害和滋生社会事端，源于其弱质弱势社会物质和文化资本及资源。现实及潜在的和谐威胁者是由贫及致富，小富达中富的转型阶层。其特征是有点钱，时间和知识。通过发展社会组织，将这些“闲人”纳入社会组织构架，发挥其作用，才是正道！

三、发展社会政策。这一概念在西方很流行，但在中国被严重异化和简化。如住房政策简约为房地产政策，同样医疗政策化约为医院赚钱的工具。其实，住房政策应是除了房地产外，由国家公共财政和其他资源支撑的非市场领域，房地产政策不能解决所有人的住房问题，只关注富人群体。换言之，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保等社会政策不能完全市场化，产业化，收费化，而应转正到社会政策之本源上：政府担当的旨在增进民生事业与社会公平的公共政策。这是一项好的社会政策的重要标准。同时，这也是政府的义务所在。总之，幸福和谐与稳定的诉求不仅靠GDP，还有其他领域。

2011年19-23日，第一次以一个从事地理学习和研究人的身份参加规划年会，自然受益匪浅。觉得新鲜的，比地理年会多了许多。南京去了四次，第一次是07年地理年会，第二次是在09年全国专家博客行活动，第三次是今年4月参加人文地理学年会，加上这一次。感受最好的是这一次，与与会者有很大关系，与知识习得有很大关系，当然，与作为主办方有关。从下飞机开始，就感受到了主办方的热情，递水、搜索方位、提供导向，一个个志愿者竭尽全力提供优质服务。坦白讲，有点受宠若惊。“区隔”比之前的会议少许多，无论规划“大佬”还是普通学生，都均一化的安排吃千人宴的“大锅饭”。交通方式很特别，地铁出行，低碳快捷。还要感谢这个信息化时代和喜欢接触和接受新鲜事物的规划界朋友们，除了在场聆听外，还可以微薄在线学习（这一点，地理学人实在应该有所改善，我真的觉得微薄可以学习很多东西，极大拓展了传统学习方式）。形式也很多元化，除了传统主旨发言、专题PPT汇报外，还有自由论坛、高端论坛、特别论坛、交流会等，极大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很好的讨论与互动气氛，是一般年会场合所稀缺的。感谢组委会辛勤工作，不止在会前，会中，和会后，通过很多短信，快乐、分享、温馨一直在延续，一直洋溢在我心中。

对于南京这座城市，先后略略体验了1912，夫子庙（秦淮河），雨花台，元帅府，中山陵，明孝陵，南京屠杀纪念馆，无数次的士上看到满街的法国梧桐，和古老的城墙，一切都在提醒了我这是一个帝王之都，有深厚历史质感的城市，先赋性文化和旅游资源丰富。对于这座城市，我天生敬畏，当然不敢妄作评论。有山有水，有历史有现在，有古代近代和现代、后现代，有高楼林立，也有残破旧宅，有大气霸气十足的金融CBD，也有小桥碧玉流水。感动于接连三次在晚上11点的时分，秦淮河畔人声鼎沸依旧，那么多闪光灯诉说着这里永远的妩媚。这里是真正的不夜城。貌似广州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让所有人如此迷醉？迷醉到几年都没有变量。在广东，我看到了太多的打着文化牌搞经济的项目，往往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在珠海，有太多的项目都在吃政府补贴，太多的人隐性失业）。广州、广东真该好好学习下。历史、人文、自然是先赋性的和不可复制的，营销、设计、理念恐怕可以效仿。

下面就流水账吧，把印象深刻的知识点列出来。

1沈建国：联合国人居署官员，谈到了城市规划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列举了15岁以上人的健康状况的国际比较，规划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在休闲健身场馆的空间配置方面，在户外活动、游憩与开敞空间的维系方面，责任重大。很认同这个结语：让所有人过上安全、幸福、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对于规划而言，不要成为空话！

2周院士：概括了九个成就，九个问题，九件工作。重点突出谈及了规划的适应性，弹性，研究性。

3仇部长：规划应重视紧凑发展模式，不宜学习西方的郊区化扩张模式，提倡各功能、各阶层、各类型房屋混合布置，减少区隔。提出“穷人无空间选择权”。提到了配建制（生活设置的配套等），弹性中要有刚性，要守住刚性的底线（公平、正义），用地安排应该是“步行用地大于自行车用地大于地铁用地大于公交用地大于私家车用地”。

3 郑院士：用批判的眼光检视了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对上海城市发展模式进行反思。

4 孙立平：题目是营造良好的城市社会生态，从广州增城新塘事件谈起，其特殊性在于，一场谣言居然导致了一个恶性事件。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城市出了什么问题？社会从分化到定型，阶层边界化，内部认同形成，阶层流动减小，社会分层结构再生产，定型社会结构开始世代传承。互惠型社会应该关注弱势群体的安全、希望和生存机会。规划应该对社会结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有反馈。

5 唐凯先生强调了规划的评估工作的重要性，动态的评估、反馈和修订是周而复始的科学工作。

6林树森书记（前任广州），从大学城，从北优南拓东进西联，从博物馆、体育馆、CBD，从重化工业，到经营城市的理念和土地财政的善用，在林书记务实和硬朗执政风格下，广州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好局。他最大贡献在于为广州国际化发展搭建了整体良好格局，为后续发展奠定深厚基础。某种意义上，正是他的仁政，后面的成就才得以延续和强化。

7自由论坛：总规何处去？

见识了李晓江、马向明、赵燕箐、赵民、张京祥、吴建平、刘志奇等规划界大腕。大家认为现在的总规是个大口袋，什么都往里面塞，背离了战略性、结构性的初衷，总规仍然是前苏联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套路。对于全球化、市场化和政府新自由主义等语境适应性明显不足，对历史背景、变化中的各种条件分析不够，应鼓励改革和创新制度设计。一方面，应该思考总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做到宏观方面的战略性与结构性与政策性导向，对具体细节实施减法，不要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另一方面，应该对具体目标的空间落地、可行性应该适度强化，以增强规划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如港口、机场等要对可行性等开展细化研究）。规划管理体制也亟待改革，各级部门该批什么，不该批什么，要权责分明清晰。总之，要做到报粗编细。赵局的观点还是那么前卫，旗帜鲜明的反对三规合一，提出要坚决实施总规与土规脱钩，时间期限方面大相径庭；他还提到将总规日常化，总规要天天改，维护总规要常态化。还有人提到了规划的差异性价值观问题，中央、省、市、百姓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做什么事，要思考其背后的价值观。不同层次不同审批内容。总规应保持适应性所需的弹性，也要生态需求的刚性（生态底线）。新加坡是哪个部门都是用一个规划，对各部门进行高度协调一致，中国是各个部门都有规划，规划满天飞。马总重点提到了总规与土地部门的纠结问题，土地层层划拨制度带来了巨大问题，小地方往往有项目也无指标，有限的土地限于市区。而一些大项目可以随时空降指标，为了项目、为了要地而修改总规，举目皆是。所谓的法定性全无。现在的规划评估，仅仅考虑人口/GDP、用地等显性指标，而对社会、文化、民生等评估缺乏，难以体现全面评估。很多时候，目的在于先斩后奏式的“将非法建设合法化”。

8顾朝林：地理学前辈的题目是转型发展与未来城市的思考，提出了工业向服务业转型背景下，总结了地方导向、企业家导向、政府的企业家导向和全球-地方联盟和人力资本导向战略的演进阶段。提出未来规划应注重文化城市、创意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科技城市和智慧城市。

9赵民：总规的悖论及对策，首先列举了三个城市：常州（总规多年未批，但城市拓展依旧）；上海（批准的总规迅速突破，懒得去修编，不停其拓展的脚步）；广州（总规到期，新规也不能马上出台，开发依旧）。更多的城市面临的情况是批了5-6年的城市总规，马上重新修编。这不能全部归咎于总规本身，还与高铁、大项目、扩大内需等有关。还与领导人的个人作用有关，整个社会法治程度低，制度不能有效约束政府及个人行为。规划自身原因在于规划是计划经济色彩，用的是规划建设“新城”的方法论。但现实语境是全球化和市场导向，内容繁杂，时间冗长，程序复杂，实施性差，而对战略性问题研究不足；编制过程过于理想化，具体实施效果差，适应性差。从国际视角看，总规应该是：战略性、结构性、政策导向下（低碳、均衡、TOD等）；高层级政府应该提出政策目标、政策申明；高层级政府审批和管辖的事项有限；规划总图的示意性，以政策性用地分类为主，而不是各类具体的功能用地类型。应该强化政策，而弱化功能；设置增长边界即可，而不是在总规层次规定每个地块具体的土地利用方式，这应该是下一层规划（zoning by law）的范畴。

10宅时代的快乐规划：金院长提出了规划应该满足传统柯布西耶规定的四大功能外，还应该增加娱乐、交往、休闲功能，要以解决上述基本诉求为宗旨；要关注微空间的概念，要平视而不要俯瞰，关注百姓日常的生活空间；要尊重城市发展阶段，尊重发展规律，做出客观科学的预判，很多东西是不是跨越式的，不能大跃进的。要增加规划的研究性，比如随着宅时代的到来，真的是越多高楼，越多办公楼宇越好吗？客户在哪里？客户一定直线上升吗？要开展严谨分析。还应该关注生态（不仅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人文的，比如增城大墩事件）、文化（城市的灵魂所在，文化中心，休闲中心，生活质量、生活品质等）和安全（不仅要关注传统的消防，还要与消防信息发布、腐败、密度、隔离度，制定消防设施的标准化及落地）

11.港澳青年论坛：一句印象深刻的话：我们规划的应该是home ,not house。香港澳门的深度可能比较浅，但人家善于利用报纸、网络等方式，衣着很formal，表现方式很宜人。关注社会排斥、保障房的地域固化等行为。

12 杨保军：杨院长对总规的前世今生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指出现行总规是计划的延续与审核，本质上附属于计划、纲要。围绕制度安排而开展，而不是基于科学研究，法治和人治共存；还涉及了各层对总规的认同差异，很多时候，总规扮演的角色是“将非法建设合法化”。

13 城乡统筹论坛：叶裕民老师系统讲述了中国城乡统筹内涵、模式与规划，提出了城乡统筹规划的规划框架，包括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农村现代化三层次；通过对嘉兴、重庆、程度、苏州等城乡统筹先进区的案例分析，不少学者指出，对于城乡统筹规划，最核心短板是规划师缺乏在农村的生活体验（如农村也出现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绿道）。要关注地方党政官员，他们是最重要的规划师。土地整理、占补平衡是关键。分类研究是城乡统筹规划的主线，围绕各类型村镇实施因地制宜的规划策略，不能过多强调城镇化的作用，要更多考虑农村建设实际需求。城乡统筹规划要格外关注实施的问题：城乡管理制度一体化的问题；建设用地指标问题（很多乡镇无地指标）；建设资金来源问题（落后地区）。苏州，作为全国城乡统筹水平最高的地区，经验是城乡统筹重点在农村，关键是政策，一定要因地制宜。城市化率不等于城乡统筹的水平；要告别过去“一村一品”的状态，而应该从市域-市区-村庄（新社区）进行统筹考虑。

2012，昆明见！

尊敬的万市长，对于广州城市精细化管理，我有几点看法，求教于领导。

一、我要为广州城管温柔执法喝彩！6月28号晚上11点，我照例到住宅小区楼下吃烧烤，邂逅了"城管创文督办"的车子来了，执法者下车了，五个烧烤档主很自觉的把摊车推到了旁边，很麻利的把各自摊位扫干净，执法者拍照（可以证明何时、何地无乱停乱摆现象），向上级交差。然后，城管工作人员上车了，微笑着开车去了下一个地点。这是我看到的关于这座城市最美丽的画面，我看到了温柔执法，很人性化。我不想追问和质疑行政执法的所谓"弄虚作假"，我只关注结果，那就是摊主高兴，食客高兴。如果某晚11点，我在楼下散步看的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我一定不适应，一定很失落，因为没有烧烤档。因为，我习惯了这些，很多街坊们都习惯了这些。

二、切实提高交警的工资，让各执法部门保持执法边界，不要越权管理。据我所知，对于广州五类车的管理，很多部门不是为了抓车，而是为了创收，抓了放，然后交钱放车，然后周而复始。不管是交警，还是派出所保安，还是便衣组，还是社区联防队员，都可以打着"治安联防"的旗号，敲诈勒索摩的司机一番。试问，怎么什么人都可以管？不管何时？何地？希望政府对各职能部门的权责进行规范，还有切实提高他们的收入，他们收入太少，势必以公谋私，在这方面，希望广州学习一下新加坡的"高薪养廉"。

三、重视城市里的非正规空间（行业）。领导对广州的过去都很熟悉，我有两个问题：天河电脑城为什么那么旺？南方大厦为什么淡出记忆？前者绝对与石牌村有关，后者绝对与因建设高架路驱赶了附近的非正规行业，导致人气大减。正是因为非正规空间的流失，正规空间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可见，非正规空间对于正规空间发展意义重大，它们都是城市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要素，犹如池塘里的鱼和虾，没有虾了，鱼儿也不行了。希望领导发扬广州开放、包容和务实的文化精神，不要务虚，要想百姓之所想，比起上头的规定，作为城市主人的市民的需求，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领导可以发脾气，群众就不能发脾气呢？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

之前奥一网组织活动讨论这个，然后是南方网推荐置顶帖进一步讨论，进而是南方电视台播出专题讨论节目。据悉，“两个为什么”还上了时代周报的《声音》，俨然，“两个为什么”堪比“三个代表”，成为广东这个七月的新潮！

“两个为什么”？我的心里话是：很无聊。

在我看来，这种口号式的叫嚣没有任何意义。

领导为什么要发脾气？我们敬爱的书记发过几次脾气？骂过几次娘？因为什么事情发脾气？谁许可领导可以发脾气？发脾气的社会象征何在？什么人才可以发脾气？才有资格发脾气？什么人只有受气的份？骂娘？呵呵。敢问谁是娘？谁才是真正的娘？

“两个为什么”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就是长期以来，群众受惯了气，领导发惯了脾气。成为民众普适性的感知！正所谓，习以为常！广州“咆哮哥”名噪一时，就是我们很多领导典型的和一贯作风。

敢于在领导面前发脾气、骂娘的群众，扪心自问，是哪些人？会不会是这样的人口构成：百分之一的是具后现代反叛气质和涉世未深的想炒老板鱿鱼的投一时痛快的愤青；百分之一的是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百分之九十八的是神经质（广东话貌似“气醒”）。

当然，群众可以发脾气，只是在自己家里发，可以借酒消愁；当然，群众可以骂娘，只是可以自骂，感叹自己的命不好，“我爸不是李刚”。

发脾气、骂娘背后的故事在于，领导不容易呀，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很多方面还是计划管理体制，我们告别了单位制，但我们基于行政级别管理的政府官员考核机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上面让做什么，就要做，不然就上不去。自己受气了，当然要发泄我下属。泄愤是一种社会常态，无对错之别。

只要我们骨子里没有变更，还是行政级别主导制，永远是领导可以发脾气，而百姓只有受气。

“两个为什么”的排比没有任何意思，因为：领导和群众一样吗？扪心自问！时下的社会还是“不拿群战一针一线”的原生态社会吗？做做调研看看，听听百姓的认知：领导和群众是不是一样？哪些不一样？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阶层分异很严重，基于不同职业的分异可以理解，主要还是靠能力讲话，时下的招聘、公选等渠道还是比较完善，相较于此前。但政务系统的任职就不敢恭维。领导负责制被异化为大头头说了算，老板说了算，本质上是计划体制的延续。这就是西方学界的普适性观点“gradualism”。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是“二元社会”（Dual society）。官场按照官场的逻辑在运转，百姓按照百姓的逻辑在运转。看看那些官员的任命和提拔，都是他们在自摸自玩，虽然和老百姓有关，但老百姓有投票权吗？

所以，我不才以为，讲“两个为什么”之前，书记应该先做好立法、制度建设工作：出台法规规定群众可以骂娘，骂了之后没有任何风险，不会被辞工，不会被打入冷宫，不会被漠视。消除百姓的后怕心理！还让百姓由衷觉得“真他妈的爽”！因为他泄愤了！因为他久旱逢甘雨了！

不然的话，这句话仅仅是百姓饭后的谈资！网络的炒作而已!然后就灰飞烟灭！不带走一丝云彩！不留下半点痕迹！

广东人，还是喜欢踏实做事的人，喜欢带来切实实惠的人，口号多了，不一定好。广东还是喜欢搞经济，喜欢绿道，喜欢涨工资，喜欢稳定猪肉价格，喜欢更多荔枝湾（如果广州所有河涌的命都像荔枝湾那么好就好了！百姓期待！而不是老西关人口有艳福！）。

大学生群体是社会建设与管理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群体，虽然他们没有被提到与农民工、企业劳资关系、社区干群关系等同等显眼的地步。

当代大学生的特点是：

（1）由于供过于求的整体就业局面在一时难以改观，他们的就业具有生产企业化（工厂化）的倾向，他们可能遇到与传统农民工相似的问题，面临的就业环境与农民工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同质性；

（2）他们受到相对高素质的教育，他们的权益保护意识更强，对现实不满的诉求表达渠道很多元化，他们更加熟悉论坛、博客和微薄等无线工具，所以，他们是“更危险”和需要高度关注的一群；

（3）他们的思想与农民工尤其是年龄稍长的农民工的价值观念不一样，他们工作可能不一定都是为了钱，开心不开心，自由不自由，加班不加班，有无漂亮女性做工友，晋升机会的公平与否，公司发展长远计划与其个人预期是否相吻合，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些软要素决定了他们更加难以管理和控制；

（4）与上一条类似，他们的流动性和流动能力、频次更大，他们可能对企业关系、生产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带来戕害，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

（5）国外学者Hadler研究表明，对于收入不均的主观感受，比收入不均的客观状况更重要；Lubker也指出，对收入不均的容忍度，已成为政府考量介入再分配的关键因素。对于大学生群体，他们的主观感受更强烈，容忍度无疑更低，相较于普通农民工。这是触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子。

基于上述5个特征，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建设与管理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一、特点1与2决定了他们有可能与传统农民工结盟，他们的理性与智慧，加上传统民工的非理性与冲动，可能成为社会管理的隐患。这是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语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基于此，政府部门应该与时俱进，根据这一环境变化，切实转变社会建设与管理方式，化控制、监管为协商、共商，化管理为服务，针对需求变化适时做出适应性对策，让社工组织深入企业、街道和社区，从有社会学背景的务工学生中选拔优秀人才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让了解实情的人去开展相关服务工作，营造自己人管理自己人的良好氛围，而不是外部管理者、强势群体管理基层群众和弱势群体、领导管员工的敌对氛围。化解矛盾的唯一方法是分析矛盾各方，让各方坐下来友好协商，相互理解和宽容，达成利益共同体，形成协调共管的良好局面。而传统的遮掩、打压、监管与控制往往引致矛盾扩大、放大和激化。总之，将矛盾体资源化、化敌为友，鼓励自治，壮大非政府和民间组织，强化协商机制，是处理包括大学生群体社会建设与管理的关键。

二、针对特征3，他们关切当下，但更关心自身未来与发展。所以，在制度设计、顶层设计、游戏规则等方面一定要做到公开、公正和公平。他们有理想，有闯劲，和实现理想的良好动机，政府需要尽可能制定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发展政策，要尽可能提供他们利益表达渠道的多样化与可及性，上升（晋升）机会的公平性，尽可能降低和剔除诸如户籍、本地工作年限、操本地语言、社会网络资源强大（“官二代”、“军二代”、“富二代”等）等非本身所能决定的因素。研究表明，香港贫富差距很大，但民众对于缓解贫富差距的建议，不是一味强调增加社会福利，而是希望增加培训机会，提供低门槛就业机会等方面。这说明，保持人力资本的普适性、消解不合理因素的干扰，鼓励和颂扬自身力量和奋斗精神，及让其感受到依靠自身奋斗可能引致良好的发展预期，是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原则。毫无疑问，这对于降低当下物欲横流和浮躁功利的整体社会环境对其的负面影响大有裨益。

三、对于特征4，政府需要从安居乐业方面下功夫，需要从他们的现实需求出发，制定相应政策。比如，他们没有住房，政府在“工租房”工程方面，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他们的需求？如果是和配偶一起找工作，是不是可能在住房供给方面给予适当优惠？创业尤其是团队创业方面，是不是可以在创业基金、小额贷款、技术扶持方面给予关照？总之，安居是乐业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四、特征5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要高度重视当代大学生对于客观社会问题的主观感知度，因为他们更加敏感。制度设计的问题导向要从供给方走向需求方，要对他们的切身感受及个体差异给予高度关注。除了工资等客观指标外，还应在贫富差异的严重程度、个人影响程度、容忍程度、责任分配、对政府施政满意度、政策取向等诸方面加以考量。当然，这对于我们科学合理的设计“幸福广东”、“幸福广州”指标体系方面具有参考价值。任何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的建构和设计，除了客观可见的物质性面向外，还存在一个施动者与受动者（利益相关者）博弈、反馈和互动的过程，还应囊括主观感知等非物质性因素。

五、从源头方面，建议在大学教育中开设社会学概论等公民课程、现代社会热点问题等国情、省情和市情教育课程作为公休课（与传统的英语、政治一起）。当代大学生不缺乏激情和智慧，与其让他们一步入社会就面对接踵而来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还不如在大学期间就提供其学习与了解相关社会发展知识，事先暴露问题，教授其理性面对和思考问题，有利于日后的理性与科学应对。据悉，国外一些中学就开设类似课程，让学生很早就知道社会真相，理性看待和客观分析。这是从象牙塔走向真实世界之前必备的知识储备与能力训练。同时，这也是建设公民社会、民主和法制社会所必需的。

对团省委组织广东高校尖子生暑期培训方案的建议

姚华松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

缘 起：

2011年6月20日，笔者有幸作为评委之一，参加“幸福广东，青春第一棒”征文评审活动，我见识了广东莘莘学子的忧国忧民、深谙省情、远大抱负等良好的心理状态。很多师弟师妹们引经据典，梁启超、孙中山等频现于各佳作中。同时，很多话题也涉及广东贫富差距、外来工、流动摊贩、西藏班孩子、房价、产业升级等话题。这些都令我感到很欣慰。但美中不足的是，我们的同学似乎对于“幸福广东，青春第一棒”这一偏政治性话题的阐释方式过于保守，理性有余，但激进、睿见、创见相对不足。很多同学的文字，甚至理性到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高度概括，官腔十足。50篇佳作中，以第一手调研数据说话的仅仅只有一篇（序号为3）。余以为，这不应该是一个当代大学生之应为。大学生应该多一些朝气蓬勃，富有想象力和批判性，应该少一些空话套话，而多一些基于实际调研的微观分析，以小见大，用自己经历、见识的材料和数据说话。这才是与广东求真务实的岭南精神相匹配。

再谈谈优秀大学生的培训。什么是当代“优秀大学生”？我以为，无论他们是什么专业，哪所学校，日后从政，做学者，或是从商，都需要炼就务实调研的能力与素养。脚踏实地的深入生活，在社会中磨砺自己，体验生活的同时也成长自己，了解真实发生，同时培养自己的交际能力，这是任何人未来发展的可持续基石。余以为，创新源于批判，批判源于事实，事实源于调研。顺便说一句，过去两年，我在珠海UIC（香港浸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上课，教授“珠三角城市和区域发展”，考核学生的方式除了传统的期中、期末外，最大一块就是mini-project，要求学生对珠海开始实地调研（两个月的时间），学习和研究城市的基础和前提是走进、接触、体验、感悟和发现城市！

培训目标：

培训学生以下能力：调查研究的方法；掌握第一手材料和数据；发现与发现问题；了解广东现实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时间安排：

?        2天培训；

?        3天调研；

?        2天整理材料和撰写报告；

?        1天交流汇报。

调研分组：

?        珠三角组；

?        粤东组；

?        粤北组；

?        粤西组。

每组下面细分为若干小组。针对每个区域面临的独特性问题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专题调研。

培训教师配置：

一定要具有跨学科背景，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背景的优质教师团队。

调研内容：

了解现状；现状评估；问题及症结；对策建议。

话题设计：

?        面向：可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

?        区域层次：有广深等发达城市；有东莞、佛山等世界工厂；有韶关、云浮、梅州等山区（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城市面临不同的发展问题）

?        尺度：宏观、中观和微观尺度：大的可以写一个城市或区域，小的可以到一个企业，甚至某个群体。

广东的文化多样性，决定了广东经历的转型、矛盾和变革的频度、强度更大，广东具有最多元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呈现，这是调研的最好舞台。

以下题目供参考：

?        广州小北路黑人状况调查；

?        广州城市更新问题（以太古仓和TIT为例）；

?        广东扶贫模式的辨识与反思；

?        双转移的影响分析；

?        广东绿道之我见；

?        为什么广州摩的屡禁不止；

?        外来工子女教育状况调查；

?        外企员工压力分析；

?        为什么侨乡往往比较落后（以台山和梅州为例）；

?        旅游活动的社会与经济影响；

?        乳源脱贫的策略分析。

当然，任何话题都是欢迎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受训者自己去了解、掌握和分析第一手材料！

诚然，上述设计带有明显的社会学色彩，但我本人是学习人文地理学专业的，我以为社会调查是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可以发展进步、炼就自己观察和分析事物能力的最佳方式。在这个物欲横流和浮躁喧嚣的时代，我们的学生需要增强求真务实、脚踏实地和敢于善于深入社会与生活的本领，这是幸福广东之真正寄托！

社会管理创新，东西南北，响彻大江南北。从政界、到学界，到民间。
    我在想，所谓创新社会管理，按我的逻辑理解，应该是对原有社会管理进行提升和优化吧？计划经济时期，和单位制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管理被堪套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框架中；转型期，中国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普适性的社会管理呢？有完善的社会管理机制和体制吗？如果没有的话，创新何从谈起？或许，培育、发展比创新更适合。
    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社会机制与组织力量完备，这是社会管理的定义。社会管理的主体应该多元化，而非执政党一言堂，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和社会团体在运作，政府只是协调作用而已，政府缺位最好！公民社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土壤，中国有吗？
    如果将社会管理培育（发展）替换为社会管理创新？算大跃进吗？符合实事求是吗？

今天在大学城听了郑杭生老师（ppt的第一页写着“人大一级博导”）的讲座，作为前社会学会会长，讲演主题是社会管理创新。

郑老师很有经验，对一些概念的辨析，结构化、理论化的功底很深厚，很是佩服。作为中央常委的智囊团，他经常出入中南海。

我的问题比较尖锐：

1：对于老师对“社会管理“的概念界定，我看到了一些宾语：治安、秩序、和谐、矛盾、风险、内耗、冲突；我也看到上述宾语之前的动词谓语：控制、化解、应对、监控等。我感受到，主流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带有强烈的控制性导向！社会管理创新是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控制能力吗？请老师回答是，还是不是？无须解释。

2：社会管理创新的诉求是建立和谐社会。我在想，矛盾本身及矛盾解决的过程与策略，怎么就不能作为社会进步与管理创新的一种资源呢？其实，上层的和谐社会之构建，就是自下而上的矛盾暴露、多方自组织解决矛盾作用下的结果。所以，大和谐一定是无数不和谐的作用结果。或许，矛盾与和谐并不遥远。

我想起了项飙的一个文章，社区何为。他通过同质/异质和封闭/开放两个维度，对浙江村社区进行重新阐释，结论是，越异质、越多元、越开放，社区越繁荣。据此，我的问题是，在中国语境下是都存在这种“矛盾与和谐本不抵触”的可能性？为什么中国政府就那么怕民众？怕什么？为什么那么不相信民间的组织组能力？其实，政府自信心的培育、和放水养鱼的本领学习，或许是更重要的话题。对此您有何评价？谢谢！

每周末抽空去城中村逛逛，是我一直的习惯，虽然广州的城中村少了很多，未来十年，将为全军覆灭。就看看周边地区的乡村，我一直都有一种乡村情节，看看乡村的山山水水，不甚惬意。这不，上周去了南海的两个村：西坑上村A、浦南村B。

A村（工业化程度低）：

牌坊和祠堂：珠三角村落最重要的文化认同！是和祠堂相一致的，没有牌坊，没有祠堂，就相当于盲人，外人无法识别。西坑村，保留较多传统文化；浦南村，经过了更多工业化的洗礼。

厕所：a村落里3座厕所，很多公厕，这在城市是稀缺的。不是归属权是谁？虽然外表破点，但里面还算整洁干净，农村卫生状况还可以。没有厕所，应该不是农村，厕所也是农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门口还写着女厕，woman,呵呵，为什么要加上一个英文，怪怪的，文化移植吗？还是现代化、国际化的想象？呵呵。男厕那边写men，还是和女厕的woman不一致哟？

健身场所、篮球场：珠三角农村有钱了，很多居民休闲设施硬件改善了，城里小区里的很多健身器材，农村也很多。对于都是周边企业上班的人而言，偶尔扭扭腰或许是好事。篮球场，几乎每个村头都有，据悉，周末的晚上，会有人在这里比赛，可惜，我不能参加做外援。白天干活，晚上打篮球，多么幸福的生活，我想起了美国人，白天工作，晚上看NBA。这在大都市几乎不大可能。周杰伦的稻香，这里，可以感受到。

房屋出租：珠三角农村地区，在工业化带动下，很多外地人在企业上班，在农村农舍租房住。农村日渐工业化，还有商业形态，除了农业外。出租屋经济很重要。

停车场：在珠三角很普遍，农村也是这样，新近房子，多数一楼设置停车场，有钱人，代步工具。很多人在附近当小老板赚钱。

井：很多井，几乎每家都有。虽然废弃，但却是历史的见证，温馨！我读初中以前，做的最多的就是挑水了，长长的绳子系住木桶，往看不到底的井里丢，然后趴在地上，拉水上来。夏天，总是欺负我弟弟，让弟弟烧火做饭，我负责把大缸的水挑满，其实大家都累，呵呵。

农作物：没有农作物，还算是农村吗？传统农作物少了，经济作物多了，

水塘：村落布局往往沿着水塘，这是珠三角作为桑基鱼塘的本质体现！背山面水，符合风水学思维。水就是珠三角的灵魂，没有水，就没有珠三角的对外贸易，没有珠三角的水网，就没有随后的漂洋过海，下南洋，和对外开放重镇。水塘，是抓鱼、洗衣、聊天、游泳、制造快乐和笑容的地方。那条废弃的木船，记载了多少人的陈年旧事！和几十年前的浩浩汤汤！

四代同堂：大榕树下，90多岁的婆婆在麻将，3个月的小孩在格格的笑。这是穿越时空的见证，这是过去和未来的交融，这是已知和未知的碰撞，好一副其乐融融！老人打得不是麻将，而是寂寞消除器，而是相濡以沫的情谊，而是一生相伴的乡亲！

广告：健康、卫生、节能、减排，上层的主流话语无孔不入，在农村，将这些，功效大吗？我在想。我臆断：社会形态越落后，越节能减排。所谓的不节能、不减排，都是现代化、工业化的副产品！

天眼地眼都在看，两两危建房用地无处藏：土地，作为城市的稀缺物，在农村也一样，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在出租屋经济的催生下，建房成为时尚，向城中村学习！一夜楼！呵呵。

财务公开：作为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很多非农收入，集体经济分红，股份分红、公屋出租，劳务经济，等等。信息透明，对于农民很重要。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

祭祀场所：非祠堂，而是家族的祭祀地，土神，灶神，----。民俗、民间信仰，就是中国式的宗教！规范和祈祷，人人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临时菜场：在农村这有点奇怪，每天早晨有人在这里卖菜。价格便宜，主要是本地不种的菜。

B村（工业化程度高）：

景观带：工业化程度高，这里显得更气派，大椰子树，带珠子的栏杆，室外地面都是豪华装修，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有来头？有背景？有工业？有先人保佑？

黑泥的水塘：工业化的产物，虽然人文景观可以用钱打造，但有黑泥发愁的水塘告诉我们，这里是工业化的地方！这就是工业化的代价！与A村比较，这里人文景观好，但自然的水体逊色得多！

财务公开：这里很多土地被承包，可支配收入更多。

私人住房建造公示：新鲜玩意！好现象！

豪宅群立：更多老板，更多有钱人，更多别墅群，更多狼狗。

超市：消费能力更强，比起A村，A村是小士多店，这里是超市！经济差异决定商业形态！

母鸡的眼神：一个母鸡孤零零的蹲在树下，奇怪的打量我这个外来客。我想，她在这里，幸福吗？会不会在A村，更幸福？有更多的虫子吃？

鹅厂：很多水塘被承包商用在养鹅，远处白花花一片，上万只？我老家的鹅可以随意放养，山上、水里、河里，稻田里，无禁区。可怜的这里的鹅，只有笼子和一片水域，其他时间你看我，我看你，还有远处的工厂啸叫声。

附有权威妇科广告的厕所：我看到了前列腺、副科、男科，表示什么？这里的人多病？为什么是这种花柳病？人口性比例失调？女性从事什么职业？男人的妻子在哪里？

年轻人打麻将：A村的麻将桌的主人是阿婆，B村则是年轻人，反映了两村人口就业结构的差异：A村的年轻人都去打工了，没有时间打牌，B村的士多店更多，闲杂人员更多，有时间打牌。

大榕树：估计上百年历史吧？这么粗！曾经的繁华如过往云烟，京华春梦。

关于编制妇女儿童发展新规划的建议

姚华松

尊敬的雷副省长，各位领导、专家和朋友，上午好！ 

就本次规划，谈两点看法。

一、规划意义

由于专业关系，本人接触到很多规划，有国家十二五规划”，有广东十二五规划，有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城市总体规划等。它们都以空间为规划对象，注重城市经济增长，规划重点是CBD，高新开发区，产业带，智慧圈和房地产。这样的规划，某种意义上将空间物化，将城市物化，将城市均一化，难以满足城市不同阶层和不同人群诉求。相比其他地区而言，广东社会经济转型更激烈，妇女儿童成为相对弱势群体。这一规划是针对妇女、儿童两个公认的弱势群体专题规划，无疑体现了“民生为本”、“民生是落脚点”，体现了“发展”二字的初衷和归宿（发展是为了实现“所有人的全面发展”），体现让各阶层群体，尤其是底层群体享受发展成果的原则。这一规划还是落实和践行“幸福广东”与“和谐广东”的重要举措。

二、规划方法与思路

充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工作方法是本次规划的关键。据了解，过去一年，省妇儿工委会同其他部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调研工作，从规划领导小组和编制小组的成立，到雷省长等领导的重要指示，到不同发展类型地区的调研，到大样本的妇女需求问卷调查，到不同领域、不同单位的研讨会，到今年开展的委托南方网等网络媒体的网络问政，这些都为本次规划高质量完成提供保障。

思路方面，有七点建议：

1）体现广东特色。广东的妇女儿童与其他省份不一样，外来人口更多，面临问题更复杂，广东妇女的家庭、社会与事业发展价值观等也多样化。紧扣广东妇女儿童发展特征，是本次规划的一项任务。

2）尊重广东妇女儿童问题的差异性和多样化。进城青年女性，与留守妇女碰到问题不一样；由于地域文化差异，粤东妇女和珠三角妇女碰到问题也不一样。分类指导、分地域指导，是需要遵循的两个原则。针对不同问题和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提出不同对策和建议。

3）规划目标要从温饱型向发展型转变。我看到一份对现行规划的评估材料，看到很多指标，如出生缺陷率、地方病率、死亡率、特殊病率、婚检率等。我想到社会学对“低保户”的目标界定有脱贫型、温饱型和发展型。某种意义上，降低上述指标是不是属于脱贫型和温饱型呢？除了降低上述指标的发生率这些基本需求外，我们的规划，还应该在妇女发展方面做出贡献，向发展型迈进。换言之，即使所有女性都没有疾病，不应是我们工作的终结，我们应有更高要求，对其人格、品性与能力等内生发展做出规划。

4）规划要凸显妇女软实力、巧实力的提升，要重视妇女儿童精神风貌的重塑。在经济与社会转型期，出现一些“性工作者”等特殊女性，还有一些外来打工妹。本质上，她们缺乏自信、自强、自立和自爱的精神。所以，这次规划需要满足女性物质丰盈的同时，也要实现其精神富足。可利用网络、媒体等力量，开展“我爱我自己”征文比赛，和健身舞、歌咏比赛，举办婚姻家庭、美容美体、刺绣和插花讲座，增加女性朋友交心机会，让其变得更自信、自爱、自立和自强和精神向上，增加女性集体认同感和凝聚力。其结果是，不断让她们地域城市化，还实现其精神城市化，生活方式现代化、都市化。

5）要做到妇女儿童规划与其他规划相协调、相衔接。妇女儿童规划不仅仅妇女儿童自己的事情，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妇女规划要与国家与省十二五、各市十二五、产业、城市与人才规划等相协调。

6）营造全社会都来关心和重视妇女儿童工作的氛围。将妇女儿童规划纳入各市、各部门发展规划中去，争取写进各地区十二五规划或相关规划。各地妇女儿童工作进展顺利与否，有赖于各级领导重视。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头戏，妇女儿童问题理当为其重点工作之一，因其维系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其直接影响的家庭则是构建社会的最基础细胞。故而，我的建议，从重视妇女儿童工作开始。

7）为体现规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借鉴参考国外相关规划文本与研究报告。我以planning for women and children为关键词进了GOOGLE，收获很大。我看到了很多地区联合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我看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针对妇女儿童的安全规划、健康规划、社区服务和教育规划（英国）、妇女儿童防暴国家计划（澳大利亚）、减少性侵害国家行动计划（南非）、妇女发展规划（2010-2015）（澳洲首府地区），有些还提供全文下载。在澳洲首府地区妇女规划中，列出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目标：a)经济方面，良好教育、培训、终身学习；弹性的工作空间；经济独立、就业机会；领导权与决策权；b)社会领域，安全、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安全的住房；c)环境方面，安全、好的交通、城市规划；可持续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政府层面，规划要求将性别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纳入各项发展规划、政策实施、计划安排中；还要求政府公开衡量女性达到高生活质量、公平、平等及政治、经济和区域发展参与度的性别发展数据库。

积极联合国际组织，增加规划的国际化视野；除了妇女儿童规划外，还开展针对妇女儿童特殊问题的专项规划（如分区规划、安全规划、健康规划等）；消除性别歧视与差异，提倡妇女积极参与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决策（我很开心，之前在汪书记和朱省长的见面会上，我鲜见女性的身影，今天有五位女性朋友，我很开心）；将妇女儿童发展问题纳入地方发展规划，这是给我们的四点启示。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诸位。

我学生的来信如下：

老师你好， 
    第二章我有几个问题。
         1 关于postwar reconstruction那部分，当时上课说到3点，第一是from rural to urban,第二个是consumptive to productive center,第三个是industry priority over tertiary industry，我想确认一下对不对啊，尤其是第二条。
        2 还是postwar reconstruction的问题部分，is it the nature of a city， 是不是回答yes? 然后后面那句consumption is much less important 是对的吗？
       3 最后一个问题不是关于学习的，因为老师对珠三角比较有研究，所以我想问下老师，因为我是河北唐山人，我爸想让我毕业回唐山，我妈想让我去北京，我也有点想去北京但是我知道如果去北京找到的工作可能不如唐山小地方的好，我想知道我这种情况在珠三角好还是回家好呢？
     谢谢老师！！
         Wendy

From PRD class

我的回信如下：
    闻同学好！

对于你的问题，作如下答复：

问题1：战后重建时期，中国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了，蒋介石和资本家被赶走，城市百废待兴。解放前，中国城市较多被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控制和统治，城市就是享乐的、消费的场所和空间，这当然与社会主义的理念格格不入，后者要求人人平等，强调劳动人民万岁，劳动万岁，生产光荣，城市“沦为”生产的场域。在这种价值观影响下，工业当然更加重要，比起服务业。

问题2：众所周知，城市尤其是现代化大都市，应该以第三产业（服务业）为主导，时下的香港、广州、北京、纽约等当然鲜有机会邂逅多少烟囱（工业和工业时代的象征），有的是R&D、Headquarters、High Skyscrapers、Shopping Mall，现代城市的主导经济是服务业经济。香港的定位，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介中心，绝不是什么生产和加工中心（World Factory）。所以，我讲现代城市的本质应该是服务业，对该问题的回答应该是No。当时，消费当然被“鄙视”，商业活动打上了政治化的烙印，商业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剥削、不平等，以致于，“杯具”产生了：所有与金钱打交道的资本家、手工业者都成为被改造和被批斗的对象。

问题3：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虽然我不是回答此问题的最佳人选，但也算是问对了吧，因为找工作，是个十足的地理问题，是经济地理学的传统命题（我一直学习地理知识，本科到博士、博士后）。

找工作，和产业布局一样，你如同一个跨国公司，你想进驻中国建立亚太研发基地，你需要作出认真的调研和方案设计，然后甄别敲定你要落户的城市。

1按照你的问题，你给我如下隐藏信息：你毕业后就找工作，不再选择读研或出国升造；你有三个地方可以选择：北京、唐山和珠三角某个城市；你预感到北京的压力大，但你妈妈坚持，你很矛盾，不知所措。

2我们没有深谈，我不是你，从你有限的问题中我难以揣测你内心真实所想。

我所能做的，只能是用最惯常的分析方法SWOT比较三城市，仅从我自己的视角，不代表别人。

北京当然好，京城，北京的公汽、地铁都是几毛钱，社会主义背景下，只要中国不迁都，北京绝对是资金、技术、机遇的高度集聚地，具有国内其他城市可望不可及的正外部优势，就像户口一样，北京不是个城市而已，更是社会、教育、信息、工作等一系列福利盈余的附加体。我博士同学去了北京，现在的工资比我高出两倍开外。你可以随意进去一所大学，听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讲座，时刻让你保鲜，让你最“潮”。但北京也有形形色色的“城市病”，我给你们讲过的，“首都”也可能是“首堵”，今日节奏最快的城市或许沦为明日最慢的城市。北京房价贵，因为它是国际化大都市，国际标准，呵呵，房价也不例外。

唐山，你的家乡，你最熟悉，好的，不好的，你心知肚明，我保持沉默。

珠三角某城市，这个很难说，因为珠三角有很多城市，各不一样，我只能笼统谈谈珠三角的经济和文化吧？！南方城市，南方人，很务实，赚钱是第一位的。相比北方，这里节奏快点，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这里的人似乎因为太匆忙赶路而累弯了脊梁变得矮了些许，开个玩笑。这里整体开放、包容、多元化。对于“异见”或“壮举”，你鲜见邻居的大惊小怪，你过你的，他过他的，你快乐着，你痛苦着，与他无关。这里的空气相对更自由，我指的是社会空气，舆论氛围，你想说什么，想做什么，随你便。虽然工业化程度最高导致这里的自然空气质量偏低。这在北京市绝对的尤物，北京是紫禁城，你不要奢望京城的大领导和你面对面。因为自由，就有了个性释放和创新的基因，一旦释放，你就发达了。

3 如何圈定工作地点，你需要回答下列问题：你想做什么？你的人生职业规划是什么？你能够做什么？你想过怎样的生活？忙碌？行色匆匆？还是散步？垂钓？喝下午茶？三个城市哪个与你的发展需求最匹配？每个城市都会发展，往好的方向，往坏的方向。你可以看看你圈定城市的总体发展规划，憧憬一下你日后所工作、所生活的城市。但这也不太靠谱。因为，中国的城市规划总在变，换了一个领导，换一个规划。

4 最后，跨国公司可能去了北京，因为那里更容易得到各部委第一手信息和资源；也可能去了上海，因为那里是国际金融中心；也可能去了深圳，因为有适合创新的土壤，与香港毗邻；还可能去了成都，因为当地政府提供优惠的政策和廉价劳动力。选择有千万个，理由有千万个。

5 每个城市都有其利弊，选择了某个城市的好处，你也同时选择她的坏处，和忍受她的不好。爱上一个人，就爱他的全部优点跟缺点。选择一座城市，就注定了你未来的生活状态和模式。

6 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是流动的个体，我们可能不会一直在一个城市守候，终老一生。社会化背景下，我们的选择可能不重要，因为我们有亲人，我们要成家，有另一半，决定我们的最终选择，可能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人家。一切都不可预知，一切都有可能，这也是后都市时代的显著特征。

这注定是一个很苍白无力的回答，但我仍旧觊觎，我的答复对你有点作用。

祝好！

姚华松

2011-2-28

泛珠三角合作背景下，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的合作尤为重要（下文中的“港”为“香港”，“珠”为“珠三角”），对港珠合作情况展开全面检视，归纳港珠合作过程中的成绩，找出未来进一步合作的瓶颈。在概括港珠合作新背景的基础上，提出新时期优化、提升港珠合作质量与水平的若干建议。

一、对港珠合作的评价

港珠合作缔造了持续30年的“中国奇迹”，成就了广东经济发展总量连续14年占全国第一，创造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export-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为广东经济发展奠定雄厚基础，为珠三角未来发展培育和强化了市场经济主导的发展理念，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对于香港而言，港珠合作令到香港成功实现“去工业化”进程，服务业主导香港经济发展。

但是，港珠合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合作过程中的“硬合作”特征明显，珠三角产业多是低端低附加值的，工业多、厂房多的“世界工厂”形象是广东给世人的刻板印象。而基于知识创新、技术革新、信息交互的“软合作”比重不大。在港珠合作的初期，合作贡献主要体现在促进就业方面，低成本（土地、劳动力、优惠政策等）几乎是唯一的港资进驻的理由，合作期间对培育、提升珠三角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区域创新能力的考量甚少。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港珠合作存在“类殖民”痕迹，合作关系不对等。

二、港珠合作新背景

⑴全球第二次经济转移和港珠经济相对地位的变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缔造了举世瞩目的世界经济奇迹，2010年，中国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以“三来一补”的全球第一次经济转移正转向第二次经济转移，很多实力雄厚的企业积极开展国际并购，大量民族知名品牌实施“走出去”战略，如成立中国投资公司（CIC）等。政治方面，中国外交政策也发生微妙变化，从“韬光养晦”过渡到“有所作为”。其结果是，港珠相对地位发生变化，珠三角越来越强势，香港相对弱势。过去30年持续的既有投资流向、流程和逻辑可能发生嬗变，以前外资（企）又经香港转移至广东，现在可能直接落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大陆日渐强盛背景下，香港的确存在“类边缘化”的现实情境，对香港形成巨大压力。

⑵珠三角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型。过去30年，珠三角依托香港的“去工业化”实现了“工业化”，但在新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珠三角在积极推进“双转移”、“腾龙换鸟”等系列工程，“去工业化”、“工业郊区化”、“工业外围化”痕迹明显。在此背景下，香港原有基于工业产业设计、营销的优势在一定程度得到消解。因为珠三角的转型，香港也不得不转型，香港需要寻求新的竞争优势。

⑶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转变。最近两年，扩大内需成为中央和各省市强调的经济走向，注重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培育经济发展自主性、增强经济发展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在中国城市发展内陆化背景下，珠港关系从“靠外”走向“攻内”，意义深远：一是方向上的变化，从外到内；二是倾向（态度）变化，一靠一攻，前者被动而后者主动。在中央和各级政府强势推进下，扩大内需几乎是不可能扭转的经济发展方略。面对此情景，香港需要重新谋划未来发展走向。

三、推进港珠合作的若干建议

结合珠港合作新背景和珠港发展实际，站在香港的立场，提出六点提升珠港合作的建议和意见。

⑴改变观念，变被动为主动。珠港合作，要从思想源头上摒弃原有的等待珠三角过来招商引资，而应该积极迎接新挑战，主动出击，打好香港牌，在推销Hong Kong方面有所作为，积极发挥香港在国际金融、贸易、物流、信息等方面的绝对优势。

⑵紧抓内地扩大内需的机遇。以粤港澳大桥、《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和《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为契机，主动融入扩大内需工程，努力分得一杯羹。随着中国整体的扩大内需和城市化向内陆推进，香港应该联合珠三角，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起点与源头，成为“新丝绸之路”的起点。并以此为基础，争取得到中央更大支持。

⑶香港应对内地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保持高度敏感，要及时跟踪和认真研究内地涌现的新市场空间。作为全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最快的地区，珠三角面临集工业化、后工业化、现代化、后现代化、经济社会与文化于一体的多重转型与复杂语境，对此，香港应保持高度关注。在广州、深圳等城市边缘区或城中村地区，在土地得到政府征求和土地利用类型发生转置情况下，缔造了大量一夜成名的亿万富翁，农民面对这么多财富，如何盘算，如何开展财产管理、让其保值增值，如何利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其量身打造财产增值计划，这无疑为珠港合作提供空间。

⑷以金融为突破口，珠港联姻，给力中国“国际化”和“走出去”发展战略。2009年，中央安排的5个人民币结算试点城市中有4个在珠三角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东莞），说明中央对珠三角在金融领域开拓新局面有所寄望。“十二五”期间，珠三角在金融创新方面应与香港保持密切合作，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打造“南方金融中心”、跨界金融协作（跨界信贷）方面有较大进展。同时，珠三角应该顺应中国“国际化”浪潮，做好全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排头兵，善用香港的优势，珠三角大型企业应在香港设立销售与研发总部，在英文环境、行政效率、律师、专业咨询、国际并购、会计、检测等方面展开珠港合作。

⑸完善与创新珠港次一级合作机制。诚然，《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和《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凸出了粤港关系，但仍着眼于宏观面向，还是所谓的“框架”协议，推进协议具体落实，制定合作时间进度表、扩展珠三角各市与香港合作是“十二五”期间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指出，广东城市行政构建比较复杂，有广州省会城市，有深圳、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有地级市，县级市，加上香港政府、中央政府、广东省政府等，这客观形成了各市与香港合作的差异性基础，各地需要创新和发展粤港合作机制。针对不同行政单元，制定不同的合作方向、重点和内容，合作策略要做到因市制宜，以达到最佳合作效果。

⑹深港合作具有示范作用。由于区位关系，深港合作无疑是珠港合作的前沿阵地。笔者注意到，在深圳的浅海和后海地区，深港在教育、高科技服务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但与珠江西岸的横琴岛相比，深港合作相对逊色。珠澳合作自进入中央视野以来，飞地型的新澳门大学成为现实，未来，整个横琴岛租借给澳门也未尝不可能。毫无疑问，深港合作应该有更大作为，改革创新步伐应更快一些。事实上，深港跨界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非常发达，为深港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民众对于“广佛同城”嗤之以鼻，很大原因是两者都是体制内城市，奉行相同的经济法则——诸侯经济、画地为牢。但深港不一样，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两个城市联姻起来，绝对是世界上的“独一无二”，因为它们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于一身，集市场和计划于一体，集经济和政治特殊于一体。所以，深港应在创新合作体制上下功夫，尽快打破行政边界、经济边界、政治边界与文化边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深港同城”、“深港一体化”。

2008年以来，以我国为首的“金砖四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最重要份子，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第二次全球大转移”（Second global shift）。集体动员、有效的宏观调控等制度和体制优势，令到我国经济将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在综合国力提升的同时，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世界级大都会区，如同北美的纽约大都市区、西欧的伦敦大都市区和日本的东京大都市区。从全国地域看，目前发展基础和潜力最好的地区就是包括港澳珠三角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粤港合作、粤港一体化尤其是港深一体化成为政界、学者和民间热议的焦点。但一直以来，深港合作多限于民间自发层面，总体合作成效欠佳。2008年，这一局面得到一定程度改观。尤其是《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和《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两份重要文件的出台，从制度层面规范了两地合作事宜.但真正意义上的全方面、多面向合作，有赖于某具体地域（地块）与具体项目的支撑。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粤港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前海地区发展规划应运而生，且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毫无疑问，对于这一地区的开发，对于开拓深圳乃至广东新的经济增长极、加速港深服务业全方位合作、降低香港土地资源及劳动力高成本、提升粤港合作水平与质量、强化香港与大陆互惠互利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对于未来前海地区发展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深港双方积极主动，保持通力合作。深港双方要对合作上下功夫，要深刻检讨过往两地合作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要切实规避明争暗斗、合作诚意不足、假合作真竞争等诸侯经济心理，要明晰深港一体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要进一步明确深港合作的必然性、长期性与战略性。无论香港与深圳，未来发展都需要高度依靠对方，互助合作才能双赢，单打独斗必然两败俱伤。具体合作运作方面，深港需要在国家发改委等上级部门指导下，在综合调查研究、发展规划、文本公示、目标与职能分工、项目进度安排、项目监督与运营管理等开展全方位合作，将合作项目细化，分工明确，落到实地，责任到人。

二、先行先试，锐意探索，创新金融与服务业发展政策。深港要充分善用《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和《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给予的“先行先试”这把尚方宝剑，紧紧围绕“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 全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示范区”等发展定位，进一步发扬创新拼搏的深圳精神，尤其是要善用前海作为“计划单列市”的优越条件，在具体合作事宜中做到敢想、敢作、敢为。最近若干年，对于来自地方合理的“要求”、“请求”，中央表示出了相当的理解和宽容。一直以来，中央对港深合作保持高度期许，如果港深联合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合作方案和政策，只要政策设计有理有据，吻合该地区发展实情，一般会得到中央的支持、默许甚至鼓励。所以，对于深港而已，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对国际金融和服务业合作经验进行充分借鉴、研究和吸收，共同制定合乎深港和前海发展实际的政策与可行性建议。在金融政策方面，可以在跨境人民币业务为重点的金融领域创新合作，发挥深圳作为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区的优势，促进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逐步扩大和深化深港两地证券市场合作。还可以推进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支持保险改革创新项目在前海先行先试。

三、善用香港品牌优势，营造国际化营销和推广环境，打造“国际化空间”。前海发展的初期离不开大量的营销和推介活动，这方面可以大打“香港牌”。香港是享誉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具有无可比拟的经济、制度和品牌优势。前海区现在的定位是粤港服务业合作先行区，但作为世界级都会区的核心地块，进驻企业、总部绝无地域限制，一定要体现其国际化的元素。为此，一定要善用“香港”二字，在“HK in China”、“Global Space”上面做足文章。

四、实施“两步走”的“外引内联”发展战略。前海地区第一阶段的发展重点是积极响应中央提出的“扩大内需”等发展政策，充分利用香港金融服务行业的人才和管理经验及法律法规的制度优势，积极开拓内陆市场，使前海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扩大内需的桥头堡，竭诚为大珠三角乃至全国提供金融、信息、信贷等全面的优质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内地企业可以近距离学习香港先进的管理经验，不断夯实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外拓资本，为企业构建国际网络打下坚实基础。在取得广泛的客户网络和一定的行业规模后﹐前海地区开发可进入第二阶段发展﹐即充分发挥香港与内陆联动与协同效应﹐内地金融等企业善用香港金融与服务业的优势﹐积极实行“走出去”发展战略，广泛参与国际并购（M&A），购买煤石油矿产等大宗资源和土地等实体性资产，还可以购买证券、商标、知识产权等软体性资产。

五、积极发挥民间力量，扩展研究渠道。作为国家级重点发展区，前海地区发展规划主要由国家发改委、广东省及深港两地城市政府组织规划编制与实施。同时，应该以前海开发为契机，学习香港相对成熟的公众参与机制和相对完备的城市规划制度，尽可能发挥民众力量在区域发展与规划中的作用。为此，我们建议，除了官方规划部门与机构参与外，还应吸纳有经验的民间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团体参与前海地区规划，前海管理局应设立一系列重大课题及子议题，面向包括香港在内的地区进行公开研究招标，从而形成有深度的、多层次和多面向的可行性研究和相关策略建议，为各级政府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协助政府作出最有成效的决策。

尊敬的朱小丹常务副省长，各位领导，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姚华松，来自广州大学，很荣幸参加这次座谈会。就《纲要》的实施，谈三点浅见。

珠三角发展规划，要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我是研究城市地理的，地理的思维是跳出“珠三角”论“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区域协调方面，国外积累了很多经验。以北美为例，强调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高度自治、让市场主导和维系城市群综合竞争能力，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团体）发挥重要作用，如纽约区域规划协会、纽约与新泽西港务局、纽约都市区交通委员会等。欧盟经验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或超政府组织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增进区域公平、保护环境等社会事务协调合作层面，荷兰政府组建成立的“兰斯塔德地区局”、伦敦开发署和欧盟结构基金。日本经验是，大局观和开放观得到高度重视，他们组建了弹性和变动的治理组织构架——“广域行政”。此外，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新区域主义等理论也对珠三角区域协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跨界合作、跨界一体化研究成为研究重点。珠三角具有多元复杂的城市体系，珠三角内部而言，广州是省会和副省级城市，深圳、珠海是经济特区，大珠三角而言，香港、澳门是特别行政区，东莞是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国家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佛山是金融改革试点城市，江门是著名的侨乡。总之，珠三角内部存在很多“边界”，有经济的，社会的，人文的，文化的。我了解到，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一些学者将“cross-boundary integration”作为重要课题开展研究。广东省及珠三角各市应该积极行动，对“跨界合作”开展专项研究，将其作为广东“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头戏来抓。对过往合作历程和典型事件进行深度研究，发现问题、研究对策，从而为本地区不同类型的跨界合作与协调提供模式借鉴。

城市发展要尊重城市发展内在逻辑与规律。近几年，区域一体化、区域协调、“双转移”战略、转型升级、大项目带动、发展休闲旅游、文化强省、绿道建设、幸福广东等，下面各市可能对于来自上层的诸多政策觉得比较茫然，疲于应付。其实，城市发展应有一个恒常性、相对不变的发展重点，如同人的生命一样，有其正常的生长发育期。各市在响应上层政策时，应该做到有选择性区分，保持发展的自主性，不要做无头苍蝇，今天这个，明天那个，最后，就什么都不是了，失去了城市发展的特色和本质。以“三旧改造”为例，我当然不怀疑其初衷，这两个是在珠三角首推的，但现在看来，在一些非珠地区也趋之若鹜，是不是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呢？有些房子，建了两三年就“被改造”，合理吗？有些山区人民，穷的饭都不吃饱，还有精神和体力逛“绿道”吗？是基于上层行政命令的非理性冲动，还是基于城市发展客观基础的理智行为呢？值得商榷。我总觉得，尊重科学、尊重城市、尊重历史、尊重人民，或许，比尊重长官意志更重要。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这个周六，照例去了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讲者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唐钧先生，题目是“住房问题与住房社会政策”。唐先生是我很敬畏的老师，在“国研网”经常拜读先生的各种睿见。先生在城市贫苦、社会保障、社会政策制定等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最近刚好在从事广东某市“低保标准调整机制”的课题研究，在研读老师的《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受益匪浅。

前辈的核心观点是，住房政策不等于房地产政策，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应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政府解决，一部分由市场解决。此外，唐老师提出的“房地产符号化”给我印象深刻。在中国，房子的原始使用价值在日渐消解，成为一种投资、投机的工具，类似股票的功效。

在中国当下“土地财政”背景下，中国的房地产用了5年时间实现了7万亿的GDP，毫无疑问，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政府GDP最主要来源，这对于我们的建设部官员的“房地产不应该成为主导产业”之言论，极具讽刺意义。讽刺意义更大的是，过往的8年，政府对房价进行了74次的调控，其结果是，房价越调越高。在中国，大量国有单位、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联合房地产商，成为“城市增长机械”（“城市增长联盟”），他们构成了中国房地产巨大的市场需求，其背后的强大后盾是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总量（2011年，中国GDP已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2，仅次于美国）以及中国畸形的收入分配制度（2010年的数据显示，中国0.4%的人占有70%的社会财富），还有，中国畸形的政治经济结构（西方国家有一种基于权力和物质资本的制衡机制，即有钱的不一定有权，有权的不一定有钱；但在时下的中国，钱权的演进同方向，发生正向积累，互相强化，有钱者有权，有权者有钱）。大量与政府相关的“单位”（虽然“单位制”已退出历史舞台多年，但笔者一直觉得，单位制一直顽强生存，并未真正退出）可以通过制度的选择性设计，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优惠价格得到住房，实现了从权力资本、物质资本向房地产资本的顺利转型，之所以称其为“资本”，因为时下中国的房子，有了生产关系再生产、增值和符号化的功能。作为物质化和客体化的房子，已经被高度政治经济化了，有房产的人，大可不必为生计发愁，甚至可以不用工作，因为房子就意味着可以升值的良好预期，在时下的房地产发展语境下。

对于多数平民百姓而言，这无疑是当下中国的一个巨大阴谋。我们一直以“转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借口，一直呐喊“市场经济”，却一直明目张胆的干着“计划经济”、“分配经济”的勾当。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来工到来城市，有相当一部分工作多年，也希望有套城里的房子，他们有巨大的潜在住房需求，但举步维艰。理论上，他们应该对城市房价有稀释作用，因为他们的购买力有限。但事实是，他们因为其外来的、低成本等特质和一系列不合理的选择性制度设计，反而推涨了房价，他们是作为“被对照”、“被对比”的群体而存在。

中国的住房政策，不仅是基于房价和数字游戏的经济问题，还是严肃的社会问题，更是危及执政党公信力的政治问题。希望政府以“以人为本”为纲，以“百姓的幸福生活”为本，出台更加给力的住房政策。

在中国，大凡领导人提出某个概念，接踵而来的一定是官员、学者、媒体和民众一窝蜂的论述、阐释与辩解；在广东，一旦我们的领导提出某个新概念，南方日报、南方网等一定第一时间发表相关评论员文章、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对此进行前、后、左、右、上、下等不同维度、不同视角的论战。对此，我们觉得很自然，因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最近，“幸福广东”被高调提出，相关报道铺开盖地。“幸福”，“平安”，“和谐”，这难道不是所有地球人共有的最普适性的价值追求和理念吗？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谁不希望“幸福”呢？在我看来，在诸位看来，“幸福广东”真的不“新”。这只是领导人执政思维的转变而已，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更加从发展受益者的角度看问题，更加强调目标导向的思维方式。

什么是幸福？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非珠地区的穷人而言，或许，我们儿时的寄望，“过年有一双新鞋”，他就幸福了；对于一个有残疾的年轻人而言，他渴望病痛不那么剧烈，这就是它的幸福观。对于一个没有出远门的人而言，他能够像别人一样出去打工，哪怕是一年到头赚不到一分钱，但感受到了大都市的喧嚣，见了世面，他或许觉得幸福。我们还可以列举幸福的一千种、一万种表现。但是，这种幸福是个体的真实，但因为不同人的幸福感千差万别，错综复杂，不必然推演出群体的真实。个体的幸福，不必然导致群体的幸福。幸福，一旦被整体和宏观的提出，往往被真空化了！所以，我们需要对幸福进行基于区域差异的严格考量和研究，制定一套可操作的、可见的幸福指标体系。这种幸福应该与提出者的执政绩效相挂钩！几年内，我们要达到哪些指标，如果没有完成，我们的执政者应予以检讨并接受相应问责！只有这样，“幸福广东”、“以人为本”才不至于空心化。

“幸福广东”，如果需要择取一个关键词的话，相信白痴也会选择“幸福”。而我（一个所谓的博士），却要选择“广东”。因为，“幸福”本身有点空，若隐若现，捉摸不透，像雨像雾又像风。幸福只有落脚到区域尺度才能真实再现，幸福只有分解到各个城市、各个区域才能具象化，幸福才真正做到“脚踏实地”，才真正有意义起来。

长久以来，在一些领导人眼里，广东有两个广东，一个是珠三角，一个是非珠三角，如同珠海一样，珠海也有两个。斗门人去香洲，戏称去珠海。“幸福广东”，就应细化和分解为“幸福珠三角”和“幸福非珠三角”，珠三角过往 30年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安居乐业乃至小康、现代化也开展的如火如荼，他们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已经打下了坚实基础，“幸福珠三角”具有良好的预期。但“非珠地区”，有些地方的贫穷程度，连中西部地区来的领导调研看了都觉得震撼。我们的领导，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非珠发展问题上呢？解决不了珠三角和非珠三角的区域差异顽疾，“幸福广东”就是一句空话。我们有理由质问当权者：“现在，非珠的经济是珠经济的1/30，请问，在您的任期之内，希望达到多少分之一呢？”。

关于解决区域差异的对策，最近两年，“双转移”被创新性提出。“双转移”有良好的“初衷”，但也出现一些问题，表现为：一些企业不听话，越过“非珠”，径直去了湖南，河南；很多地方疯狂建产业园区，结果批地、圈地成风，站着茅坑不拉屎；一些地方，就是为了得到那几亿的启动资金，其他不管；一些地方，事先这优惠，那奖励，落户了以后，玩“躲猫猫”；产生了所谓的”三转移“：产业转移，人口转移，污染转移。

过往30年珠三角地区粗放型发展模式，我们不希望在非珠地区重演，我希望，“新殖民主义”理论不适应于新时期广东的区域关系上。

江苏过去给我们的印象是“苏北穷、苏南富”，但近几年在江苏省委英明领导下，江苏区域差异解决的得不错；浙江亦是如此。广东与江、浙两省从来就是暗战不断，广东除了自主创新领域落后外，区域差异是另一个令我们羞辱的地方。

总之，“幸福广东”应该更加强调其在地域上的落实，应该发扬广东脚踏实地和求真务实的文化底质，让“幸福广东”不断细化、分解和落实！没有兑现“幸福的非珠三角”，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广东”。

大家好，我是姚华松，很荣幸参加这次活动。对公安系统不甚熟悉，有讲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多多批评。

汪书记说，要建设幸福广东，我不知道幸福该如何定义。但我想，作为一个新广州人，幸福至少意味着要有安全感吧？刚刚过去的亚运会，广州的国际国内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作为市民的我们，也觉得很自豪。这其中，广大公安干警功不可没。每每看到你们在寒风中巍然挺拔，我真的很感动。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和警察打交道，是两年前的这个时候，也是年关将至，住所的优盘、移动硬盘、和笔记本电脑被盗了，奇怪得很，银行卡，存折、身份证、甚至钱都不要。看来现在的贼也是“与时俱进”，偷的东西还要求有科技含量，一般的东西，他们懒得要，呵呵。我报警了，做了笔录，等等。之后是，杳无音讯。为了这个活动，我还特意在10个QQ好友中做了一个问卷，“失窃”后的第一反应是，A—自认倒霉，换锁，今后做好各方面的防范工作；B—立即报警，期寄希望于警察能讨回被盗物；C—报警，换锁，但只是求得心理安慰；D—换锁，相安无事一般，广州的治安就这样，再怎么心细也徒然，人家要偷还是可以偷的。得到的答案是，7个人选择A，2个人选择C，1个人选择D。不知道领导们对此有什么回应，呵呵。

今天这个“开门评警，给力110”活动很有意义，拉近了民警之间的距离，让我体会到了民警鱼水情。这是一次良好的开端，衷心希望类似活动可以常态化下去，建立长效运行机制。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下一步，可以以各市、各区和街道为单位，深入开展大走访活动，拉近民警之间的距离，如每个季度民警进街道、社区和居委、大学等地就安全、消防、防盗、咸猪手等开展专题讲座，提高百姓应对突发情况的应变能力。

在信息化、网络化背景和建设公民社会背景下，传统与群众距离相对遥远和相对神秘的一些部门，如公安、纪委、监察、法院等部门都有“去神秘化”的内在诉求。我上个月受邀参加省纪委的公众开放日活动，我的朋友被聘为省纪委特约评论员，这都是拉近上述部门与民众距离的良好措施。让百姓了解公安干警行事流程，武器装备，擒贼技艺，知其所不知，这不仅拉近了民警面对面的物理距离，更拉近了两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为人民服务的部门，一旦真正善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其办事效率会大幅提高。事实上，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众所周知，河南拆迁焚烧案等一系列案件的发现和侦破，都得益于一个新的玩意——“微薄”。毫不疑问，网友们的组织围脖，群众的火眼金金，众人的积极配合，给我们民警极大帮助。所以，我的第二个建议是，省厅要设立网络发言人、设立官方微薄，下属各市县、街道等相关负责人和警员要人人学会织围脖，要与时俱进。

不要让民警互动成为宣传栏的死内容，在街道和社区层面工作需要做的更细致一些。我住在越秀区的三元里一带，为了这个活动，我特意去看了我所在的花泉社区宣传栏，里面有警务宣传分栏（四块内容），第一块列出了民警姓名、警号、手机和矿泉派出所报警电话，第二块是本月社区刑事法案情况通报，里面有上月**宗，其中入屋盗窃**宗，两抢*宗，其他*宗，上月**宗，其中入屋盗窃**宗，两抢*宗，其他*宗；去年同期**宗，其中入屋盗窃**宗，两抢*宗，其他*宗。两点令我很纳闷，1）为什么有这么多**，2）这个宣传栏从2008年9月我入住时起到现在，内容没有丝毫变动。第三块是告示，内容空；第四块是温馨提示，内容空。这样的宣传栏是不是太空洞了一些，形式化了一些，算不算所谓的面子工程呢？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希望今后的工作可以更实在一些，贴近群众一些。书记说幸福是让百姓感受得到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的安全网络，民警关系，也希望看得见摸得着。

今天有幸参加广州市110指挥中心，感觉很震撼。广州是全国第一个建立110指挥中心的城市，广州的做法相继被大连、青岛等很多城市学习和借鉴，这无疑体现了广州作为首善之区的特征。从技术层面角度看，这一定存在一个“标准化”的问题，但各个城市人口构成不一样，犯罪特征也大相径庭，如何体现基于各地犯罪差异性的110指挥系统呢？如何拿捏标准化与差异化的尺度呢？

此外，我注意到有个“环穗监控区”，即在广州出城各处重点布控，以防患于未然。这无疑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广州治安压力。但是，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跨域犯罪（流窜犯罪），广东某些市可以保证低案发率，却不能保证整个广东低案发率，即存在一个“区域管治一体化”的问题。在跨界（行政边界）110指挥系统联动方面，省厅有何动作呢？

最后，向全省所有公安干警道声辛苦了！祝愿大家兔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广东越来越平安！

今年的元旦，广东冷飕飕，除去一天监考，另外两天竟在被窝中度过，看了贺岁片，不过是台湾的，有“艋舺”、“有一天”、“台北二一”、“听说”、“不能没有你”和“蓝色大门”。之所以想看台湾的，因为之前的一周的周末，去母校中山大学梁銶琚堂看了国产的贺岁片“让子弹飞”和“非诚勿扰Ⅱ”。

遥想耳熟能详的大陆与台湾的名片，台湾的有“妈妈再爱我一次”、“鲁冰花”；大陆的有“黄金甲”、“非诚勿扰”、“赤壁”、“爱情呼叫转移”、“集结号”、“无极”、“手机”、“英雄”、“叶问”等。

或许我对台湾的演员、导演不甚熟悉，或许对大陆的冯导、张导和葛优等演员太过熟悉，五“大”（大投入、大制作、大场面、大导演、大名角）和三“场”（ 商场、战场、情场）是国产贺岁电影的共同点。宏大排场、斥以重金、不惜血本的大投入，加以高科技的技术手段运用，国产影片显得很大气、洋气，开始披上了“国际范”的外衣。热闹喧嚣让无数俊男靓女竞相追逐，几乎每部电影，都能再造一大批流行语，俨然成为时尚的领航者和代言者。看国产的电影，说真的，我还真的看不太懂，我俨然很out了。出了影院，坦言之，我少有思索，这不是我的个性，但我宁愿将其视为过往云烟。

而台湾电影，往往大胆启用再普通不过的角色担纲主演，看台湾电影总似感觉和邻家小妹一般亲切，尤其注重对底层社会生活的原始描述和呈现，电影的那一幕幕，似曾相识，那么的自然，那么的贴心，那么的温暖。

或许是两岸导演的欣赏视角不一，文化风格各异。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后者。大陆电影具有全球化的宏大诉求，技术化的展示技能随处可见，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浸润全过程。台湾电影则有本地化的深度表征，家庭关系、市井文化得到充分展现，亲情、友情和爱情贯穿其中。前者能博得暂时一笑，然后湮灭于尘世；后者似陈醋老酒，愈品愈香。

电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不知道。大概与人、人心、人性有关吧？如果，电影是反映人类生活的话，如果，当下电影能够客观真实反映当下民众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话，那么，我们的电影，就反映了当下国民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与浮躁、一时的喧嚣与短乐相关。

希望欣赏到更多反映纯朴、自然、自由、元生活、真性情的电影。

最近，在某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标题大意是某市领导问计于专家，为“十二五规划”支招，有10多位专家出席。这种会议的流程大概可以想象：主持人致辞，专家逐个发言，领导不时插话，领导做总结发言，致谢。时间分配上，大概是专家发言占八成，领导讲话占两成。

可是，我看到的整篇报道里面，90%的内容是：“某领导提出”，“某领导讲到”，“某领导指出”，等等。只用了大约5%不到的篇幅提到：请了哪些专家，围绕转变发展方式、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碳经济、城市规划、城市交通等议题发表看法。

对于这一报道方式，相信各位再习惯不过，从央视和各省的新闻联播，到任何一次报道，对于领导人召开座谈会的报道，绝对是领导人唱主角，专家靠边站。为什么？体制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标题党”！中国特有体制背景下，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沦为政治的婢女。新闻是为政治和统治集团服务的，沦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作为言论自由的本性，新闻已经渐行渐远。

什么是转变发展方式？我的理解，不应该仅仅是经济发展方式！对于新闻界，还应该是撰写与行文方式！对于领导，还应该是发言方式！既然是专家座谈会，为什么主角不是各位专家呢？而是通篇大谈特谈领导发言呢？官腔、官话，什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低碳”，等等，说实话，听得我耳朵都起茧了。我想听到和学习的是各位各行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新建和高见，而不是所谓的陈词滥调和束之高阁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之类的宏大言论。

一座好的城市，一个好的领导，一个具有良好新闻氛围的城市，一定是对专家和专家言论心存敬畏，一定是充分尊重科学、知识和自由，一定是将专家、学者置身于政治家、官员之上的！

坦言之，亚运前，全国人民对广州的印象并不好，CCTV新闻频道几乎每天都有对于广州负面的报道，各位耳熟能详的有对于广州BRT的批判、咆哮哥事件、番禺垃圾问题等等。亚运会的举办，对于推介广州、改善城市面貌、完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等效果明显，对于保持全国一线城市地位、为“国家中心城市”正名意义重大。

从城市规划角度，亚运会的另一项重要功能是优化、完善城市空间布局。很多新建场馆设在南沙、番禺、萝岗，不仅是是这些地方有空地，更重要的是市政府希望将中心城区的产业、人口逐步疏散。毕竟，广州不想成为下一个北京，下一个堵城，广州要走的是多中心、多功能的城市空间结构之路。

但我对这种初衷能否兑现表示怀疑。

“亚运城”美名其曰为“城”，充其量只是一个“体育中心片区”，各位看到大肆宣传的“亚运城”楼盘广告，除了地铁、公交和有限的学校等设施外，我们看不到作为一个“城”应有的综合服务配套。我来自广州大学，我进校之处没有选择位于大学城的临时过渡房，我选择了老城区三元里的城中村，因为即使大学城过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岛，半夜看书到两点，突然肚子饿，我在那里找不到购买方便面的地方。大学城况且如此，何况亚运城？

西方城市郊区发展有两个阶段：卧城（dormitory town）、卫星城（satellite town）。前者因为配套不足，人们居住在郊区，工作在内城；后者是郊区化的高级阶段，人们工作和生活都在郊区，因为那里有配套的工作、生活、学习和娱乐设施。

但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大都市的郊区化好像没有真正开始。

不错，亚运城有了地铁，亚运城与内城之间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是提高了，物理距离是减少了，但心理距离却增加了。住在那里，一方面，我们工作、生活、学习等多方面不便利，我们不能即使享受内城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我们不能每周去一次学而优书店，我们不能经常去中大小礼堂享受精神和知识盛宴，我们开始与很多讲座渐行渐远，我们不可能尽量去看3D电影，我们不能经常去五月花影城；另一方面，我们有心理伤痛，我们觉得与老城相隔离，与主流生活方式相隔离的“剥夺感”与由此带来的“失落感”，这是致命的内伤和硬伤。

郊区发展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在作祟。30多岁的年轻人，由于购买力有限，可能在南沙、萝岗等地买房，但一旦有了小孩，一旦事业上有所成就，一旦谋得一官半职，往往选择在内城购置新房。因为，有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的人，不得不在与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的地段买房子，谁也不想被低看。很多人去东山买房，不仅是享受其优质的教育资源，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消费一种地域文化标签，“东山少爷”、“真正的广州人”、“本地人”、“有钱有地位的人”就是内城的文化表征。

没有相关设施和软环境的改善，没有切实在硬软服务均等化方面做出努力，企图依靠亚运来优化和改善广州空间结构就是一句空话。

毋庸讳言，亚运期间出现的短命的免费交通，是广州市政府的一次失信。我们没有理由去猜疑市府和其下属各交通集团（企业）之间可能存在微妙的利益博弈，因为广州不差钱，广州市府也是雷厉风行的强势政府，广州“十年大变”和城市“美化运动”不会因为百姓对穿衣戴帽的各种责难而停止。

停止免费交通的初衷是市民安全之忧，全民免费乘车，毕竟是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发展历史上的奇闻，市府显然低估了民众对城市福利的狂热情绪，高估了广州交通运营容量。“安全出行”，同“安全生产”一样，是城市的灵魂，因为安全诉求的考量，偶尔的失信本无可厚非。

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市府的言而有信、取信于民的管制体制。哪怕是城市福利，也来不得半点信口开河。市府及相关决策部门在制定决策前要进行充分的调研和科学论证，政府要不断强化建立基于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刚性管理制度。

另一方面，对于事后补偿限于本地集体和个人户口一说，实难圆其说。免费交通貌似无户籍验证程序？怎么到了补偿之时平添验户一“乱”？“一起来，更精彩”不是本届亚运最响亮的口号吗？市府需要拿出胆识和气魄让包括外来工在内的常住人口分享广州发展的喜悦，使广州作为“包容之城”、“和谐之城”名副其实。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说过，21世纪将由两大力量或者说是两个基本因素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一是美国的高科技，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对于中国发展意义重大，对于世界发展也是举足轻重。

1 成绩

1.1 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大幅提升

以城市化水平计算，194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7.3%。1978年，我国全国人口为9625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7245万人，占总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为17.92%。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发展迅猛， 2004年升至41.3%， 2007为44.9%，2008年为45.68。其结果是，城市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城市经济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1.2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趋合理

建国初期，大城市寥寥几无，1949年132个城市中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10个。1978年底，全国设市城市192个，其中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13个。2000年，中国设市城市663个，城市数量22年增加了471个，平均每年增加大小城市20个以上，其中1990至1995年，五年增加了173个，平均每年增加约35个，最多的1992年和1993年一年分别增加53个和52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也相应增加到40个，增长3倍多。2008年，全国建筑镇19234个，比1978年多17061个。655个城市中，市区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有122个，占18.6%，50-100万人口城市的有118个，占18%，50万以下的有415个，占63.4%。相对合理的城市规模结构（体系）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发展。

1.3 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群、城市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

整体而言，中国城市布局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涌现了一大批城市群、城市带，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武汉、中原、福厦、成渝、辽中南、山东半岛、关中、长株潭等诸多城市群（圈）。其结果是，“区域经济”替代“城市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单元。更重要的是，城市群在国民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2008年数据显示，京津翼、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的产值高达106 242亿元，占全国GDP的33%，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和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生力军。

2 问题

2.1 城市发展不协调，东中西发展差异巨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一直沿袭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差异化城市发展战略，以上海、北京、广州为代表的东部大城市和相应城市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在工业化、国际化、信息化战略带动下，东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但中部、西部地区城市化进展相对滞后，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待转移，人民生活贫困。东中西三大地带不仅存在地域梯度差异，更存在经济发展差异、城市化发展差异。在中国经济整体形势向好的情况下，中国区域发展差异却越拉越大，也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瓶颈。

2.2 城市化质量不高

在城市化水平获得较大提升的同时，也不容忽视，中国城市化质量不尽如意。甚至对城市的理解也不够深入。很多城市千篇一律，同构性、同质性特征明显。各地方政府对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理解很简单，就是高楼大厦。因此，到中国的任何城市感觉都差不多，都是高楼大厦。最近两年，因为学界的呼吁，开始注重城市特色的经营，但仍然停留在表面，仅追求地方城市的一些标志性建筑，而没有深入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去真正把脉城市内在机理，挖掘和塑造出城市独有的特色和风范。城市之间产业结构高度同构，相互间的竞争远大于合作。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很多城市通过“圈地运动”、行政区划调整提升城市化水平等。而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城市化、思想、行为方式、价值观的城市化任重道远。土地出让金占据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城市发展资金的绝大部分。有数据显示，截止到 2009年，全国开发区的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不少地方化巨资规划建设城市或城镇，不顾居民负担和政府财政，急于集资大造新城。甚至搞大拆大建，或乱拆乱建，强迫“农民进城”，追求表面的城市化指标。城市化变成了“造城化”，城市化等同于造城运动，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城市发展方式的粗放程度可见一斑。许多城市和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只重视建设不重视管理。盲目追求指标，不务求实质。城镇规划面积很大，基础设施建设却十分薄弱；市场建设气势恢宏，却有场无市缺乏人气；城市化率节节上升，居民生活却缺乏保障；GDP增长很快，但环境越来越差。如此等等，都是城市化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表现。至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形象工程、大马路、大广场，更是屡见不鲜。

2.3 城乡分割、城市与农村不协调

    城市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农民，是为了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可是很多城市抽走了农村的壮劳动力，抽走了农业生产骨干，同时带走了生产资金，因此使农村成为老弱病残的天下。“进城青壮工，收禾童与姑”，“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现实。一些农村，种庄稼没有劳力，搞生产缺乏资金，导致生产萎缩、田地荒芜，产业不振，经济凋敝，没有活力，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发展以乡村发展为代价，一直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大特色和顽疾。

2.4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空间问题突出

城市之间恶性竞争激烈。以珠三角为例，从珠三角经济发展现状看，总体上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的竞争强于合作。资料显示，珠三角各城市产业结构基本雷同，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江门、肇庆、中山等珠三角城市中，产值排在前6位的均为成衣、电器、电子、纺织、食品、塑料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主导产业来看，几乎珠三角地区的所有城市都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新能源和环保为其主导产业。这种产业的高度同构导致区域内耗巨大、区域整体非经济。

城市工作和居住成本日渐高涨。经济方面，城市的高房价成为众矢之的，“蚁族”、“蜗居”成为这个时代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以至于，很多有识之士开始从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转移。

城市缺乏特色，城市与文化脱节。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一些城市领导一味的求新求变，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过分强调在自己任期内实现城市更新，留下所谓的政绩，将城市私有化、集团化，极大破坏了城市发展的自然性、生态性。其结果是，高楼大厦取代了传统屋舍，见证城市历史的城中村不见了，传统文化继承、传承缺失。城市沦为毫无生活意义的建筑堆砌物，人情冷漠，公共空间缺乏，人机互动消弭。

城市环境日趋恶劣。在城市化、现代化指引下，空气污染、水污染、光污染、噪声污染层出不穷，城市的空气、水的质量大大降低，城市变得“不适合宜居”（广州，被誉为中国最不适合人居住的城市）。

二元的城市人口结构。城市化背景下，很多内地人口前往城市，但囿于户籍制度，本地人和外地人在工资、子女教育、医保、社保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本地人和外地人关系紧张。形成另一种“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城市空间发展有限。很多城市发展方式粗放，外围地区的农田、绿地、水体面临严峻挑战，工业化的车轮不断地冲蚀和占领原有生态用地、农业用地，对城市发展的生态性、绿色支持系统带来严重威胁。

此外，人口老龄化、失地农民、劳工问题等也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3 对策

3.1 积极发展中西部城市，提升中国城市均衡发展

就区域而言，中国城市尤其是东部城市实现了较大发展，积累了巨大的发展能量。下一阶段，应该将缩小城市化的区际差异作为重要任务，集中精力提升中部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这对于扩大内需、增加经济发展来自中部、西部的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校正过往过分依赖于出口、投资的非均衡型经济发展策略，实现出口、投资和内需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政府应将更多的项目、投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铸就新的经济发展引擎。

3.2 城市化水平从数量向质量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发展过分粗放，过分注重数量提升，未来发展要向集约型发展、资源节约型发展、环境友好型发展、低碳型发展等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这是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城市使谁的？城市发展的目的何在？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平衡？城市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均衡？土地的城市化与人的全面城市化？城市发展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平衡？城市发展决策的民主化过程、城市发展的机会成本、城市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等等都应该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考量对象。

3.3 各地区积极践行主体功能区规划，因地制宜的推进城市化

基于中东西三大地带的差异性，东部城市发展的重点是积极提升现有发展模式，发展高端产业，引领中国城市发展最高点，广泛参与国际竞争了，成为优化发展区。中部要承接来自东部的产业转移，积极打造先进制造业中心，重点做好经济。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工作，成为重点发展区。西部地区在保育环境方面做出贡献，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积极提升地区经济发展基础，为扩大内需做出应有贡献。

3.4 跨边界协作、跨地区管制模式

在新自由主义、分税制背景下，中国城市发展面临各自为政的不利局面，未来的城市发展要将跨城市合作、跨地区协作作为重点，要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摒弃部分城市发展利益最大化。要借鉴北美都市圈的专业管理委员会、欧盟的共同发展基金、日本广域行政等做法，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地区管制模式。

3.5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统筹发展

中国城市化过程必须面对的问题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要剔除以乡村为代价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要改革户籍制度，政府应给以乡村地区以更多支持，积极促进农村工业化进程，提升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加大农业投入，积极引导农民市民化，基本农业向高级农业转型，农业向工业、第三产业转型，积极引导产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增加发展的集聚水平。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和统筹发展。城市单元而言，要积极改革相关管理制度，对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要同等对待，加速流动人口就地城市化、市民化。

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缔造了令世人称道的“中国奇迹”。同时，广东发展也步入了一个集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及时出台了《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制定了《切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若干意见》，为新时期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打了强心剂，同时，对广东城镇化发展道路选择也提出了新要求。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背景下，结合广东城镇化过往30年的发展实践，对未来广东城镇化进程提出四点看法。

一、从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方面看，广东传统的低成本城镇化道路在新时期已难以为继，要切实加强投入，尤其是经济发展软要素的投入。过往30年，广东的经济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依靠“三来一补”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连续14年GDP占据全国第一的位置。但整体上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特征是粗放型、高耗能型，经济发展以大量廉价劳工的低工资、对知识、人才的低投入和对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知识经济时代，广东城镇发展需要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经济发展不可以走压低工人工资、大量耗费土地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老路。我们宁愿不去争GDP全国老大，宁愿GDP的速率降低一些，但我们需要切实加大对人才、人力资源的投入、对技术革新、专利申请和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切实将经济发展转向依靠人才、知识和创新等软要素方面。据悉，广东的GDP占全国第一，我们不差钱，但事实是，我们对于研究开发（R&D）的投入不足山东、不如浙江（2008年的数据是，广东不及3%，江浙接近4%）。这是需要深刻检讨和反思的。

二、从城镇化的发展模式看，珠江东岸、西岸需要加强发展模式的互堪，做到共享资源、市场和信息，各取所长、各避所短。去年始，中央提出要积极扩大内需，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才行。我们知道，以佛山为代表的珠三角西岸城市民营经济相对强大，内需市场发展基础较好；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东岸城市出口导向型经济发达，外需市场相对发达。在香港积极进军内地市场及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国际并购背景下，我以为，珠三角两岸城市（群）应该携起手来，做到内生发展和外生发展模式的互堪，扬长补短，共同推进国际、国内市场的“双赢”。具体而言，珠三角西岸城市以东莞、深圳尤其是香港为依托，积极发展外贸出口，增加外需拉动经济的比重，而香港、深圳和东莞则依托广州、佛山等内需市场雄厚的城市，以后者为桥头堡进军泛珠三角等经济腹地。

三、从城镇化的区域关系看，香港的作用应该强化，要创新广东及各城市与香港合作的机制。坦言之，过往30年，粤港合作如火如荼，广东依托“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崛起，同时，香港也实现了从制造业向信息产业的成功转型。但囿于经济发展落差和政治制度之差别，粤港合作一直“雷声大、雨点小”。基于两地利益的纷争一直存在，从广深高铁延长线遭到港民反对就可见一斑，粤港关系一直很微妙。虽然有了CEPA、也有了“联席会议制度”、也新近推出了《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但总体看，口头交流居多，纸上谈兵的居多，落到实地的少，可操作性的和有具体时间进度表的行动计划少。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是广东、下属各市和香港行政关系的不对等，广东隶属中央、各市隶属广东，深圳又是副省级城市、深圳和珠海是经济特区，如此复杂的行政隶属关系导致各市和香港打交道时左右为难。可见，如何创新广东及各城市与香港合作的机制，切实推进粤港实质性合作、推进广东城镇化水平上新台阶迫在眉睫。

四、积极发挥民间力量，践行城镇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推进广东公民社会建设步伐。从番禺垃圾焚烧、到海事法院公款旅游、到天河BRT备受争议、到广州亚运穿衣戴帽遭病诟、到二沙岛违建别墅、到保护粤语，我看到广州这座城市的公民意识，和广大市民参与、关心这座城市发展的主人翁精神，这在北京、上海是绝对的尤物。从汪洋、黄华华的网络拜年、到省委省府的网络问政、到我们今天的民间智库，这在北京、上海也是绝对的尤物。什么意思？广东已经有了公民社会的种子，有了提升公众参与程度的良好土壤。我的意思是，对于未来广东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等重大问题，需要利用广大网民的聪敏才智，积极献计献策，而不只是将规划图纸墙上挂挂、公示几天，摆样子、走形式。我们需要像今天这样让广大网民切实参与广东城市发展的热潮，我们不要仅仅是广东新奇迹的旁观者，更要做见证者和亲历者。

围绕“空港、生态”四个字做文章、做足文章，将其作为未来白云发展的主心骨，我以为很适合。对于白云未来发展，提五点看法。

　　一、利用白云区作为广州名副其实的“全球化地区”，在国际化、全球化方面有所作为。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理应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白云理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何在国际化方面有所提升，其实白云有很好的发展基础。白云区作为近郊区，近些年在三元里、棠下、新市、机场旧址等一代活跃一大批外籍人口，外籍人口在白云区的贸易量占据广州相当比重，对于广州国际化大都市的作用举足轻重。加上白云本身有机场这一联络纽带，这对于白云而言是巨大的发展机遇。如何为外籍人口服务，让外籍人安心工作、发展是白云区政府需要考虑的事情。我目前正在从事一项由黄浦区政府委托的课题（中俄商贸平台构建研究），人家黄埔区想到利用其黄埔港的优势，想发展这么一个服务俄罗斯人的商贸平台，我们白云区政府是不是也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我们的外籍人数量要大得多，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这对于正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广州也十分必要，所以，一旦实施起来，很容易引起省、市乃至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目前正在开展的国际（对俄）科技合作产业园就是很好开端。较之于越秀、天河等老城区，白云的政策更宽松，生活工作成本更低，我们有实力在服务外籍人口这一块做的比其他区更好。关键是我们要善于发现市场、确定方案、争取上级部门支持。

　　二、吸引外资进口与扩大内需导向下出口战略并重。我注意到，在空港经济战略下，招商引资、引起大项目、大工程成为白云各级部门的重头戏。我们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如成功引起美国联邦快递。我们在配套方面做了很大功夫，为的是“筑巢引凤”。其实，换一个角度，在引起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将目标市场往内看，中央不是强调扩大内需，其实，内地市场、内地企业，也想通过白云空港这一枢纽走出去，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日渐高涨、中国国际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的大环境下。所以，我们的“凤”不一定一定是外国出生的，也可以是内地的知名企业，鼓励其在白云区设立办事处，成为进口、出口的枢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集散地。总之，我们要为外企进来服务好，也要为内企出去服务好。

　　三、想办法将白云区发展战略上升为省级、市级层面发展战略，引起上层重视和关注。这是一个营销的时代，我们的机场是国家级的，我们的白云山、麓湖是广州市级的，我们对这些资源近在咫尺，我们客观上拉近了与世界各地的距离，问题是，我们如何化这种客观上很近的距离为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实惠的经济距离，让我们因此而受益，得到比其他区更好的实惠，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我们需要下功夫的！我的建议是，要设法将白云区战略提出来，升格为广州市层面。我们应该很好的利用广州市、国家级、省级等关系。搞好关系、得到上层支持很重要。当务之急是研究制定出好的方案、计划与规划，适时经常性传递到上层各级领导，并引起重视，从而发挥自上而下的投资、政策优惠等作用，借力于上层实现白云的经济振兴。

　　四、白云区需要有两个平衡点。一是在有序和无序中找到平衡点。由于历史和区位原因，白云区的土地利用相对粗放，大量工厂、城中村呈现摊大饼式的蔓延，虽然相对于其他区可以说是“地大物博”，但是发展到如今，土地成为白云未来发展重要的制约因素，现有的无序空间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未来发展，在“三旧改造”、城中村改造等方面的任务很重，负担很大。从无序走上有序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白云的人口构成复杂、产业构成复杂，土地利用类型也很多样化，有些“无序”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以为，对于未来的空间配置，需要拿捏好尺度，贸然的一刀切，强制性规正、规划，正规化，所有的地下经济多强制转变为地上经济，打击地摊，流动商贩等做法也不可取。需要把握一个度。另外一个平衡就是白云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平衡。什么意思？白云有抗英纪念碑，三元里起义是全国闻名的，白云机场也有其相当的历史，甚至包括三元里村，这些都是白云乃至广州发展的重要见证。在空港经济、生态经济大战略下，在大踏步发展形势下，不可以忽略这些文化元素，在航空工业、大机场等重型化背景下，对于历史、文化的尊重和继承，是白云快速发展中需要重视的。尤其是在广东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背景下，对于白云文化理应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五、与相邻区积极协调沟通，不断完善人口管理机制。据我所知，来广州打工的外地人，很多人选择在白云居住，在天河工作，因为白云城中村多，居住成本相对低，天河工作工资相对高，这对其而言是理性选择。问题是，这些人在天河工作，在天河缴税，而一旦出问题出事故，则往往在白云区出现（被发现），对于白云区有点冤。如何开创和实行跨区、跨界的人口管理体制和机制，是两区政府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第5日

8点起床，妈妈在等我吃饭，爸爸去村里榨油去了，吃完了红薯稀饭，我去榨油厂接爸爸，油很难挑，一闪就泼了。到了那里，油还在榨。不一会儿，爸爸电话响了，叔叔打来的，原定10点送我去镇上搭去省城武汉的车，但叔叔临时有事，要提前送我去。没办法，我只得先回家。收拾好行李，上了叔叔的摩托车，妈妈一个劲的叮嘱我，“到了电话你爸爸”，这就是我的妈妈，儿行千里母担忧。在半途中，看到田里都是一些我不熟悉的男人在割谷，我问叔叔是怎么回事。叔叔说，这田是我们村的，但田的男主人出去打工了，往家里寄钱，女主人超级喜欢打牌，一些精明的女人打牌很厉害，赢的钱足够支付请邻村过来帮忙的男人们的工钱。哈哈！有意思吧？！男人靠技术外出挣钱，寄回给在家里的爱打牌的女人，这难道是新时代的“双职工”？然后是，聪明的女人请隔壁村的男人下苦力割谷。大家各取所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技术密集型、智力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三种产业形态的明显分异：打工的男人属于第一种；留守的女人属于第二种；在家种地的男人属于第三种。产业交换和劳动分工在不知不觉中完成，这就是发生在我们村的真实的农村经济学！不一会，遇到了担着满桶花生油的爸爸，他很早就把油放在田沟里，远远侯着我们，我在车上，也没有下来。靠近时，叔叔降低了车速，我说了一句“爸爸我走了，小心一点”，爸爸的回答不是意想中的“我知道了”，而是“别太节约，在外面生活搞好点”。这就是我和亲爱的爸爸之间的临别对话。那一刻，我的心一阵酸痛，我没有本事，我不是朱自清，写不出朱先生的旷世之作——“背影”，可是，我的心情绝对不比朱先生干净。和所有天底下的游子一样，我衷心惟愿我敬爱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快乐顺意！永远幸福！

20分钟就到了镇上，10时许，车子开动了，一晃一晃伴着莫扎特的摇篮曲进入梦乡了，不知觉已12时，到了我呆了8年的武汉，还是那么芬芳芜杂，人们的口气（音）还是那么具有火药味，同从前一样耿直。照惯例，我打的到母校湖北大学。我习惯每次回母校看看，吃吃母校的食堂，在沙湖走走，和学弟们切磋一下篮球技艺。母校像一面镜子，找找，看看是她变了，我变了，还是大家都变了。下午1时许，在新开的一家食堂吃了快餐，6块钱，两荤一素，还不错。然后再校园里逛，去了趟沙湖。这是从前的学生谈恋爱的地方，之所以说是从前，因为现在已经变成垃圾场了，垃圾成山，靠近学校的水域被填埋了近200米，不知道哪里来的农民种起了南瓜、豇豆等，我在怀疑谁敢吃。从前的碧波荡漾早已烟消云散，留下的是如今的臭气熏天、死鱼成堆。母校也应该设置有环境工程专业，但我感觉这具有十足的讽刺意味。面对自己家门口的污染都置若罔闻，我不知道学校有关方面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招生？和全国各大城市竞相合并扩容、深圳珠海等特区扩容一样，学校因为临湖，也选择了扩容。仿佛，学校是靠面积取胜，而不是培养出的学生的质量。如果是这样，大家都去农村办学校好了？！在约束条件下解决不了现有问题，就企图依靠粗放式的扩大规模稀释和解决问题，结果往往是放大、显化和复制问题。毋庸讳言，这貌似可以概括为当下中国部分领导喜欢和习惯解决问题的“中国特色”。殊不知，在现有基础和约束条件下进行提升、优化和创新，才是制胜之策。

3时许，来到了久违的篮球场（1997年就在这块球场上体育课），因为是假期，打球的人还蛮多，就迅速召集6个人打半场。我负责订房对方的中锋，大二的，经常扯到外面中投，射术不错。但对方终因身高不够，身体单薄，不敌我所在的一组。篮球一直是我的最爱，在运动里面，本科到现在，一直坚持，篮球一直是我寻找开心和发泄郁闷的最好伙伴。不知道本科同学里，有多少人还坚持打篮球。爱运动，终究是好的。希望诸君热爱运动，像热爱自己的女人一样。哈哈，开个玩笑。玩得尽兴竟然忘记时间了，一看手机快4点了，我马不停蹄地打的到郊外的武汉火车站，玩得就是心跳，开车前1分钟上的车（16时40分的高铁）。

8时30分，车子准点抵穗。到了广州，意味着这次国庆历程的结束，快乐与欢笑的结束，和本次流水账的结束。

最后，感谢国庆，感谢爸妈，感谢乡亲们，感谢生活，感谢所有有耐心阅读、愿意忍受甚至煎熬拙文的人，感谢本网版主远足姐姐的“期待”，感谢风雨先生在写作期间的慰问。

                                          2010年10月10日

第3日

赶了个大早起来，其实也不早，7点了。拿着用竹子枝编的大扫筑把院里打扫清洁，包括前日的烟头、果皮、鸡屎等，我们那里的农村都养鸡，鸡是纯正的“走地鸡”（这貌似广东这边的叫法？广东文化中的“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好像是个例外其实，农村尤其是山区，到处都是这种“走地鸡”。至于城市中很多餐馆宣称的“走地鸡”，我实在不敢妄言是否是真的），专吃山上的虫子、地里的稻谷，营养应该非常均衡，一个个都很强壮。另外一个原因大概是，很多母鸡不太喜欢在鸡屋里下蛋，反而更喜欢在很高很高的倚靠在大树上的稻草垛（家里的牛冬天的主食）里自己打一个洞，形成一个“巢”。呵呵，它们更喜欢自己挑选的地方。呵呵，看来“原生态”在动物界也很流行。其结果是，妈妈每次取鸡蛋，都要大动干戈，拿来长梯靠在草垛上，慢慢取出鸡蛋，然后再下来，移动长梯，再取其它处的鸡蛋。长此以往的跳来飞去，它们不强壮才怪呢。正巧爸爸杀了一只鸡，我拿来烧好的开水一烫，拔毛，一称好家伙，足足4斤重。关于杀鸡，还有一点，一般是家里的男人杀。一来杀鸡是放血的场景，是十足的力气活，鸡子挣扎厉害，女人们的力气不够大，控杀到一半鸡子挣脱逃跑了；更重要的是，喂鸡的事情一般是女人的事情，一日一日，也有了感情，哪只鸡长什么样，什么颜色，喜欢在哪里下蛋，主妇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叫女人杀鸡，很多女人下不了手，那种情感的纠葛，或许超越现在城里一些少女频繁“流产”的情形。所以，爸爸杀鸡的时候，妈妈一般是回避的，嘴里不时念道类似“对不起”之类的歉言。早餐吃了稀饭，妈妈腌制的酸豆角和辣椒，小白菜、藕片，豆干和前一日剩下的菜。太阳也不大，我提议和妈妈一起去地里摘棉花，爸爸很反对。爸爸的脑子里，总觉得我们回家就应该好好休息、看看电视，还下什么地、放什么牛，我偏偏不喜欢这样。这不，这天的上午我摘了棉花，下午放了牛。我们那里的田地是3年一轮换，分田那天绝对是盛大的聚会。每块田地被标号（优等田1、优等田2、优等田3等；中等田1、中等田2、中等田3等；低等田1、低等田2、低等田3等；优等地1、优等地2、优等地3；中等地1、中等地2、中等地3等；低等地1、低等地2、低等地3等，依此类推），每户人家派一个代表抽签，经验证明，小孩子的手气比大人们更好。前年，我4岁的侄子代表我们家抽签，总体上还不错。此举目的在于让每户人家都有平等的机会种上好田好地。这是正式的规则，还有私下非正式的规则，即考虑到田地距每家每户距离的远近，我们地处丘陵地区，有的山地太远，不太适合运输。故而，各家各户可以相互沟通，用距离换取质量，即用离家远的好田换取离家近的差一点的田。这种非正式的渠道对于交通不甚便利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具有重要意义。去棉花地里的路上，几个大婶见我背着背箩，免不了嘲笑几句，“会不会摘”、“知不知道我家的地在哪里”、“不要跑到她们家的地里偷棉花”之类的。大凡在外地打拼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再回到地里，不太常见。坦白讲，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种田了，一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除了过年回家外，都在外面，在城里他们是技术一族，但在农村，他们绝对是外行（大约20年前，村里对于初次从事种田的年轻人的做法是，他在老者的教授下，学会自己在河沙里赶牛，教牛“转弯”、“走沟里”。道理很简单，牛不一定听你的话，必需要经过专业训练，这类似城里的“成人礼”）；二来他们很多事初中或高中毕业，学校教育根本没有种植技术这一环节，我估计90后的很多人有可能叫不出家里农具的名字和主要用途。这或许就是一些人说道，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被“双重抛弃”，既被城市抛弃，因为他们的农村户籍身份，享受不到城市这一特殊身份标签所带来的一系列市民待遇；也被农村抛弃，因为他们虽然生在农村，但很多人长在城里，对农村的那一套习俗、技艺根本不懂，回到农村，他们根本无立足之身。在现代媒体的渲染下，后一种失落还具有不可逆性，他们不可能和不应该回到农村了。毕竟，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大道理，减少农民，才是农村发展、农民发展的根本出路。大约步行5分钟，和妈妈到了地里，白花花一片。因为我的回来，爸妈的农活多少耽误了一些，这个季节，一日不拣棉花，第2日肯定白了更多。庆幸的是，爸妈可以趁机闲几日。对于做惯了、忙惯了的他们而言，我的回家就是他们的周末，因为农村没有周末。当然，农村也没有国庆节和元旦之说，受重视的农村节日大概有4个：春节、清明节、7月半和中秋节。就这样和妈妈边摘边聊，不觉得很累，出了一点汗。手机里11点半的闹钟叫了，我们近2个小时的硕果是一大箩筐棉花，踏上了回家的路。妈妈讲棉花的收购价格还可以，5.5元每斤，家里以前添置的棉絮很多，近几年商品经济在农村也流行起来，花生、棉花、绿豆、芝麻、油等，都成了变卖的东西。平均上，每年可以从农业发展上换来1-2万的收入。诸位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大约20年前，种田绝对是亏的，那个时候，农村干部将拖拉机开进村里，各家各户的粮食被一担担的往出挑，所谓的“缴公粮”，为此当时尚读初中的我还和工作人员争辩起来，爸妈辛苦种的粮食，被这样一担一担的缴工，那种滋味实在不好受。更频繁的是，如果不交，就砸锅卖铁抵押，或者自家的牛也被迁走。我见证过那一血腥的场景，村里一个婶子，因为老公在外打工，带着2个孩子，谷子不够交，牛被拉走了，灶都被人拆了，3哭泣的泪人（1个辛酸的妈妈和2个被吓哭的无辜的孩子）就这样看着“执法”的拖拉机扬长而去。我想起了土匪、封建、霸权、独裁。如今不一样了，尤其是近几年，种粮还有点补贴，由于很多人去打工，荒地到处都是，留村的人可以随意拣人家的地种，一年到头，还是可以挣些钱的。基本上，现在在农村种田的收入，和5-6年前出外打工的收入相当。

午饭时，和爸爸对饮了几杯，不过老爸的是白酒，我的是啤酒。这一点我一直比较抱歉，爸爸、叔叔、弟弟都能喝，白酒1斤像没事，我比较弱，2两下肚准迷糊。期间我们的村长来了，无事不登三宝殿，他要我等在外面的人捐钱修路。说隔壁村一个人在湖北省国土厅当处长，拨了10多万把水泥路修到各家庭院。意思很明确，以为我在所谓的大都市广州混，日子一定不错。晕倒！我也不好和他讲自己尚住全国最大的城中村——三元里，经常光顾街头的10元快餐店。自己到底如何，只有自己才知道。大概闲扯了一下支吾过去，让他去找村里的几个真正的“大佬”（2个在武汉当建筑公司老总、1个哈尔滨当建筑公司老总、1个是武汉理工大学的教授、1个是县一所高中的校长）。午饭毕小睡了一下，醒来下午3点，背着爸爸去牵牛到河里放。现在放牛相对简单，因为牛不多。很多人出去打工了，家里没有人种田，当然也不养牛了。牛多的时候，一来放牛娃喜欢一起玩耍热闹，二来牛本身也喜欢群放。碰到发情期，放牛绝对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公牛为取得交配权开展角斗，很多牛相互追赶打闹。其结果是，牛把庄稼地践踏了，地的主子会扯着嗓门骂几句，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牛乖乖的吃草，我和开拖拉机的一个叔叔聊了起来，为什么要开拖拉机到河里呢？因为建房子需要沙子（我家隔壁第2天开工建房子），沙子几乎是取之不尽，对于临河而居的村里而言。仅这一点，就省了很大建房成本。叔叔告诉我，现在生意不好做，附近的楼房该做的都做了，不做的很多选择区县城、省城买房了。没有了做房子的生意，他当然有点危机感。问他以后的打算，想换个客运车，跑到镇上的运输，但苦于摩托车的普及。加之，村里常住人口的大幅减少，坐车的也不多了；我建议他可以尝试和学校取得联系，可以为幼儿园、小学的孩子们提供接送服务，顺便搞点零食销售。毕竟是生意人，他不忘问我有无认识搞工程、样板方面的客户，因为他儿子在深圳做磨具，需要寻找新的客户。这种关系还是有其特殊性的。我和他儿子都是年轻人，都不熟悉，在不同的城市做不同的事情，但是我们通过我们都熟悉的他的爸爸这一环节，搭上线了。“生人社会”由此变成了“熟人社会”，在农村独有的关系网络作用下。这应该是社会资本的异地移植和再生产，是城市化、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地理学、社会学新的研究课题。5时许，听到了村里传来的喧嚣声，应该是我的婶婶回来了，牛也吃得差不多了，我就牵牛回家。婶婶回来，不算一件小事，来看她的人比前天看我的人多了很多，探她的人很多是村里的大婶、大妈和奶奶们。因为婶婶近50岁，从呼和浩特回来，去我堂弟那里做饭、带孩子、看台球场子。住了一个月，讲起内蒙古那里的一些情况，什么生吃大葱、牛肉便宜、风沙大等，她讲起来眉飞色舞，听者也聚精会神。毕竟，她这个年纪的人出去打工，比较少。外出打工的队伍发生了几次转型，首先是上世界90年代初期，30-60之间的成年男人去打工，如果家族有兄弟的话就临班去，20年前，我们家族是爸爸和二叔轮流出去打工，因为家里需要男人种田；此后是初中、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加入了打工的行列，并迅速成为主力军，村里留下老人、小孩和妇女们；第三阶段是一些妇女加入了外出的行列，有的想也和男人一样赚钱，增加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证明自己也能赚钱；二是现在外面花花世界，担心自己的男人越轨，守住男人是一些中年女人进城的主要职责，新闻媒体和外出者的言传身教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同时，小孩子也进城读书了，什么农民工子弟学校。最后，村里剩下的只有老人。婶婶进城半年，形色也“城市化”了些许，染了头发，她讲的理由是被儿子训斥“不要掉我的底子”（不要掉他的面子）。现在的年轻人，不仅自己要帅气、阳光，还不能让哪怕是老迈的老爸老妈太寒酸。婶婶说，到了那里，儿子就硬拽她去买衣服、做头发、买皮鞋，生怕她丢了他的脸。哈哈，“面子”问题，真的很重要，且已经深入了这些新生代打工者的心里。婶婶一家可谓各奔东西，叔叔只身在山东打工，堂弟、他媳妇、一岁的儿子在内蒙，她只得去照顾小孙子，所以家里就大门紧锁。家里的电视、油什么的，都搬到了我家。我家这几年也成了仓库，因为我爸爸妈妈在家里，为了防盗，一些举家外出的人把一些贵重物品搬过来了，妈妈说我家有7台电视。是不是以后的“保管行业”会成为农村的新兴产业呀？农业跳过第2产业，进军第3产业，呵呵，开个玩笑。晚餐，婶婶当然来我家吃，她家灰尘扑扑。